外地人的占领 中国最大移民县义乌的外来人口管理困局

    海莉亚那天早上还没起床，窗外人声鼎沸，她知道有事情发生。

推开窗，循声看去，“挖掘机和推土机正隆隆地开进，塑料布、木板、竹架子搭起来的窝棚被推倒，地基被铲平，护村队的人抱着一大摞棉被和家什，扔到空地上，用火点着。”

22岁的新疆穆斯林海莉亚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有点心悸。半年前，她还是宁夏同心阿拉伯语学院的学生。

她租住的楼外面是一大片棚户区，居住3000名外来“淘金者”。低矮错落的窝棚里，男女老少多数捡破烂为生。当天，海莉亚在楼上静静地围观，足足看了一上午，直到现场灰飞烟灭，700余亩平地上的窝棚夷为平地。外乡人在推土机的强力面前瞬间瓦解，作鸟兽散。

有媒体报道称，强拆棚户区是因为“脏乱差不符合义乌这个新兴特区的形象要求”——3个月前，经国务院批复，义乌一跃而为大陆第10个经济特区。但义乌宣传部官员告诉本刊记者，那片棚户区长期以来占用本地村民的农耕地，拆违只是对违章建设用地的恢复，媒体放大了负面的效应。

虽然这天的事件被网友称为“对中国最大棚户区的强拆”，但它并没有引起一丝余后的风波——除了在本地论坛上，本地居民和外来居民之间有关城市包容度、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生活隔阂、利益冲突的口水战仍在激烈展开，而在其中，很多为外地居民抱不平的还是本地网民。

外地人的“占领”

早在2005年，义乌被世界银行、摩根士丹利等机构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之前，这里的小商品专业批发市场已经历了20多年发展，外商云集。之后，鉴于外国人持续增长的情况，义乌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具有审批、签发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权力的县级城市。

根据最新统计数字，义乌外来人口目前有143万人，本地户籍人口70多万——在中国的县级市中，无论从外来人口的绝对数字还是人口占比来看，义乌都堪称国内“最大移民县”。

不只数量庞大，外来人口的国别、民族及地域分布也堪称最丰富。义乌本是纯汉族聚居区，如今，全国55个少数民族，有48个在义乌聚齐。苗、布依两个民族的外来者过万人。来自137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常驻此地采购商品。

1990年代末，义乌小商品市场已扩建四期，鼎盛向上。楼诩君那时在义乌廿三里镇派出所当教导员，他记得当时该镇外来流动人口不过3万，现在已超过10万。

本世纪初前后，义乌开始建设第五代小商品市场，即国际商贸城。市场扩张、大量商户和外来人口的涌入，原有狭小的城区无法应对。宗塘村等大批近郊村庄被列入了旧城改造规划—1980年代初，宗塘村还是全村遍地是豆腐作坊的穷村，现在，仅就对外地人出租房子一项收入，全村就能年创收5000多万元。全村人不超过1500，外地人就有一万多。

对海莉亚这样的上班族，宗塘村村主任宗产宝不担心。让他头疼的正是之前住在棚户区的人，“那些人不仅捡破烂，也附带偷东西”，他忿忿地说，宗塘村民放在门口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比如电瓶车，一根烟的功夫不到，就不翼而飞了。甚至连居民楼梯口的铝合金门窗，也会在一夜之间被人撬光门框，玻璃碎了一地。

这个棚户区，原本是2005年前后为了配合旧城改造，为迁出的居民临时搭建的过渡房。当新房建成、居民迁入后，这些空房被在义乌捡破烂为生的外来人口迅速占领。就此，临时过渡房变成了“拆不掉”的棚户区。

当年，江东街道和宗塘村组织了第一次强拆。但风声过后，棚户区不但重新建起，规模还变得更大了，从村东首一直延伸到山脚水库边上，占地700多亩。最多时，这里住了3000多名外乡人。“现在，一说起宗塘村就是‘有名的垃圾村’，把我们村的名誉给毁了。”当地人忿忿不平。

但在5月底的最后清除中，有村民在现场看到强拆时，突然开始不忍心。“看到城管就这么强行踏进去，老的跪在地上磕头，小的光着身子哭，”他走过去劝说。街道办的人诧异了：“你怎么帮他们说话？”

对这个与他们为邻四五年的棚户区，村民的情感不觉间变得复杂。

其实，以近1比10的人口比例，在宗塘村，外地人占压倒性优势。“在宗塘村，我们本地人还会受外地人欺负，本地人和外地人发生矛盾，本地人都是吃亏的。”当了9年村主任的宗产宝说，“我们这里派出所都是这样的，本地人怎么抓、怎么讲都没关系，外地人不敢碰，碰的话，矛盾闹大了，有些是国际冲突，有些是民族矛盾。”

对外来人员管理隐忍的这一说法，得到警方的印证。楼诩君1996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无论是带他的老民警、还是所长或是分管政法的领导下来，总是教育他们：义乌人和外地人发生冲突，在法律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适当偏向于外地人。“虽没有形成文字的东西，但义乌这边一直有这样的观念。”

义乌政府一位官员解释称：“相对外乡人，本地人占有资源多，总是强势点，如果政府再倾向本地人的话，外乡人没地方讲话，恐怕无法待下去。义乌是个商贸城市，以后谁还来这个地方做生意，还怎么发展？”

因为害怕出门在外被欺负而抱团，是各地的外地人都会采取的方式。义乌也不例外。

一位当地媒体记者称，在义乌的河南、甘肃、青海等地外来人喜欢串联，一般都入网虚拟网短号（中国移动等电信运营商建的虚拟网，长号即手机号码，短号则获得更优惠的服务，不过仅限于在同一虚拟网的人互相通话），一旦老乡有什么麻烦，互相联系方便。

河南西华县来的出租司机李师傅来义乌不过半年，已经加入了西华在河南的出租车司机虚拟网，“网上有500多人，都是我们一个县的。老乡联盟有好处，路上看到老乡的车歇火，或与人发生刮擦，一看到他的牌照都会主动停下来。要是受到别的地方人欺负，接到信息后，我们都会马上按下客满的指示灯，空车跑过去帮忙。”

“外地人打起架，几百人一下就到了，都是身强力壮的，而我们村里要叫出几百个年轻人都没那么容易，大家各有各的事，就是叫也叫不来。”宗产宝感叹本地人的弱势。

“老乡会只是个初级形态，多少带点暴力和乡情的盲目冲动。”义乌大丰财富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健发2003年从山东来义乌务工，从打工仔开始一步步发展到今天有自己的企业。当年他也加入过老乡联谊会。“以前的老乡会没有规矩，大家有什么事情，脑袋一热，就一起上了。”

现在，赵健发加入了在义乌的山东省商会。在这个商会里，登记在册的商户有347家，常联络的山东籍务工人员有几千人。商会的管理机构是义乌工商联、民政局，指导单位是市政府协作办。

外省市驻义乌的商会，原本用于企业会员间信息发布和商机应对服务，从今年开始，被当地政府赋予了矛盾纠纷居中调停和司法调解的新职能。义乌山东商会秘书长杨荣寿告诉本刊记者，“义乌人在这方面的智慧相当可以”，他们能够把政府的构想努力延伸到基层各个触角上，并且都能发挥作用。

今年，义乌市司法局组织了两次商会的培训，规定每个商会至少要有1-2名司法调解员，专门负责协调会员企业及外来打工者在从事社会经营活动中的摩擦冲突。

就在培训后不久，山东商会一位会员与福建莆田人因小事发生了肢体冲突。对方出手很重，山东人脑袋被酒瓶砸出血。“当地山东老乡得知此事后，发誓要把它干回来！”福建莆田人在义乌经商务工人员比山东人多，双方的冲突一触及发。

杨荣寿得知后，找到福建商会想了解一下情况，却发现打人一方所在的莆田商会会长正好是熟人。“平常不是经常喝酒的吗？坐下来，两下一调和，矛盾就化解了。”杨说，今年商会还出面帮刚筹建的青海驻义乌商会会长成功调解了一起义乌本地人与青海穆斯林回族的交通纠纷。

“各地商会之间平时有交集，有些民族或是地域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和矛盾，通过本乡人用本乡的风俗习惯去沟通、解释，效果会非常好。”杨荣寿说，目前正式备案登记的各地商会总数已有28家，经义乌工商联审批的有38家，省级商会有山东、湖北、四川、安徽等8家。

看到商会势力在社会维稳方面的种种好处之后，义乌政府今年将指导在义乌的新疆人筹建继青海商会后的第10个省级商会新疆商会。

警务创新

义乌一位资深警官总结称，浙江义乌和广东东莞等地在治安的形势和特点有很大共性，如外来人口流动性大、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倒挂严重。甚至通过警方监控能发现：往往广东出现一种新型犯罪手法，义乌接着就会发生——由于义乌市跟广东番禹区是“共建城市”，因此两省警情互动交流近年来颇为密切。

不过，两地的管控手段不太一样。比如，广东一些发达城市城郊结合部摩托车盗抢猖獗，久治不愈，广东一些城市最近采取取消城市摩托车上路来试图根除这种现象。义乌在2004、2005年前后，同样出现了严重了摩托车盗抢现象，义乌专门开发了一个系统，对所有外地摩托车购买后去向实施登记监控，同时加强街面打击力度，摩托车盗抢案迅速减少。

另外，在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登记方面，两地都取消了暂住证的办证收费。浙江外来人口的做证和照相收费全部由政府买单，广东则是公安不收，政府还在收取。

不过，两地经济结构不同，两地外来人口结构也有差别，这也是即使被一地证实为成功的管理模式难以复制到另一地区的原因。比如义乌这样的商业社会中，今年替人跑单的打工者，明年可能就自己当老板了；而在广东一些地方，高度单一的某一制造业吸引来的外来务工人员也往往是单一色的工人，他们虽然有换老板的自由，但转换工种和向上发展的机会都很少，相应的，管理难度却很大。

义乌另一项创新是“外警管外口”的警务管理模式。鉴于在义乌的新疆及中东穆斯林很多，义乌上报公安部协调，请新疆伊犁市定期派出两名民警、一位副局长到义乌任职，因为“在警务处理中，本地警察更了解并尊重对方的民族传统和习惯，处理起来会更少磨擦”。这一政策实行多年，义乌没发生过一起维吾尔族民族矛盾冲突。该模式后来被公安部作为先进经验推广。

软性环境建设

其实，义乌地处浙中丘陵，城市发展空间小，土地资源匮乏，剧增的外来人口更容易给当地带来诸多流行疾患、人员就业和社会稳定等问题。义乌历年犯罪群体中，80%以上是外来流动人口，而外来人口犯罪率为千分之二，最高时达到千分之三点五。尽管比例不高，但基数大，流动人口给这座城市带来的管理压力巨大。

“义乌在编警察不足1千人，这个配比是按照常驻人口来配备的。警力吃紧，一线民警普遍压力很大。”对义乌这样的新型移民城市管理，浙江省警察学院的一位副教授认为应“软硬两手抓”。事实上，这个城市拥有县级市中网点最多、设施最好的社会治安网络监控系统，义乌治安动态视频监控系统还成为公安部指定的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在全国范围适用。

不过，执政者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应对矛盾游刃有余，多数时候，还是千方百计平衡各方利益，求得社会稳定。但在各类矛盾冲突应急预案中，义乌政府最强调的是要灌输给本地人一种意识：义乌有今天的辉煌，外来建设者们功不可没。

义乌政府特别乐于推广讨论“义乌精神”这类务虚话题，被政府提出的“义乌精神”最终被定为“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最后四个字，在这座新兴移民城市常常被提及。“不同于深圳等沿海经济特区，义乌经济是由早年‘鸡毛换糖’式的小农经济发展到今天这种大格局的，义乌人知道，要发展就不能排外。”义乌市政府一位官员称。

这种意识最终成为这个县城的“城市文化”，义乌人甚至为自己的宽容和多元而自豪。比如他们认为，同为大陆知名的一些商贸城市，原来市场规模和名气都大过义乌，但后来据说因为当地人长期排外倾向严重，使得一些地方的商人不去那边进货，最终落在了义乌后面。

这样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义乌人嘴里的其他商贸城市，有的的确一度存在可怕的绑架和欺诈外地商人现象，而地方政府却在长年扮演包庇的角色，最终令许多外地商人望而却步。

此外，虽然义乌被认为是“商业浮华社会”，当地有商会领袖却认为，金钱的主流价值标杆也正具有好的引导力，能促人奋发向上，一心赚钱，不在其他方面走邪路，有利于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打造公平畅通的创业环境，打开外来人口的向上通道，也是社会管理的治本之策。

“义乌就像香港，完全是资本主义社会了。在成熟的商业环境里，公平、公正的原则会自动确立，不用刻意去做什么创造公平的工作。在这里，不同国籍、民族和地域的人，包括本地人在内，都是一样靠打拼奋斗的。政府对大家的服务也没有不同。”

从结果看来，漂在义乌的人们，一段时间之后，大致都会在三条路中选一条：打工起步，在义乌商业氛围的感召推动下，迈入商界创业；在公司挣到越来越多钱，成为心里踏实的新义乌人；把义乌当成人生驿站，转战他处或回家。

“只有正规表达和维权渠道畅通，其他非正规渠道的生存空间才受到压缩。”浙江省“平安办”有关官员称，中国内地所有31个省级行政区都有人在义乌，江西、贵州、河南三省人数列前三位。其中仅江西一地20多万，河南人有17万。少数民族有7万余人。义乌在1990年代末，就允许外来人口参选本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少数民族和外籍人士列席地方“两会”，这在大陆各地亦属先行先试。

而据义乌外来人口办有关人士透露，义乌准备借鉴推行慈溪和谐促进会、台州共享基金会等吸收外来人口共同管理社区的模式，推动外来人口主动加入本地组织，参与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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