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义乌老板

义乌的空气里弥漫着财富的味道。

　　豪华跑车、别墅区、高级酒店，所有的事物不是贴着金钱的标签，就是在往钱堆里扎。30年里，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如今声色犬马。
　　201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这意味着“义乌特区”落地，为此，浙江已经努力了整整两年。
　　一切看起来是向好的。如今这个县级市，正在为特区的新使命而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在一次次的跳跃中，或抓住、或抛弃机遇，无论怎样，义乌都在与现实搏斗，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但2010年底，义乌发布的民企景气指数还是让官员和商人为这座商业城市捏一把汗。报告中，义乌企业在第三季度面临的成本压力较大，企业经营分类指数环比下降了10.62%。
　　数字暴露出义乌企业增长的短板。而报告中的分析则一针见血：义乌的电子商务发展还不够成熟，同质化竞争激烈，相应的配套人才也较为匮乏。同时，企业的运行成本也在上升，原材料损耗大，产品附加值低，由此带来的经营压力也不可避免。
　　而悄无声息的改变永远来自民间，那些中小企业家们，正潜移默化地引导这个城市的未来走向， 30年前如此，30年后转型能否复制？

　　财富人生和人生财富这两个主题，如今在义乌不断上演，前者追求真金白银，后者享受财富不断变化中的喜怒哀乐。

　　他们奔跑在不同的财路上，却有着相同的主题：求变。
　用工荒

　　张峰涛的宝马车停在永康市北站的广场，他倦怠地坐在车里，掐烟、点烟、打量过往的人群。他的一旁，停着一辆依维柯，然后是富康、捷达，不远处还有几辆奥迪。

　　地面都是烟头和饮料罐。收废品的人走过来，将罐子拾起，一路走下去，到了尽头，编织袋已经被塞满了。“情愿收废品都不去找份正经工作。”张峰涛向依维柯的司机抱怨，对方没理会，睡着了。

　　四天前，张峰涛决定来永康碰一碰运气。在义乌，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只招上来10名工人，这离他的饰品加工厂全线开工，至少还差50人。

　　而永康也不乐观。这个巨大的车站广场，随着永康南站的设立而一度荒废，现在则成了来自义乌、永康的企业招工聚集地，广场上横七竖八地立满了白色的招工牌子，外省的农民工在之间穿梭，远远望去，像是一场对用工荒的集体抗议。

　　招工

　　提高薪金，这几乎是他最后的办法。四天里，他看着用工价格从2100元一直涨到他定义的2500元，并且还有继续创造新高的趋势。

　　眼下，再呆上两天，张峰涛就打算回义乌。雨下个不停，来广场的人少了很多。他回去，必将给那些同行老板带去坏消息，他们在四天前拜托张峰涛去永康看看形势，如果能招来工人，他们就随时奔赴永康。

　　张峰涛的车子在广场里算是最显眼的。他认为宝马车是能证明自己企业实力的工具，这一招或许有效，来他这里问工作的人不在少数，但走开的也多。一些人不想去义乌工作，因为同样的钱，在义乌租房子要比永康贵一些。况且，他也听到其他人在议论：做小商品加工的义乌人，为何要到做五金的永康来抢人？

　　下午的时候，招工白板上2300元的月薪报价被张峰涛擦掉，随后又郑重地写上2500元。他向后退了两步，小心翼翼地凝视，又上前在薪金周围用红笔画上了爆炸式的图案。这是他能想到的为数不多的装饰效果，尽管有些土气，但广场上招聘普工的薪金又一次被“惊爆”地刷新了。

　　提高薪金，这几乎是他最后的办法。四天里，他看着用工价格从2100元一直涨到他定义的2500元，并且还有继续创造新高的趋势。但继续往上加价的肯定不是张峰涛，他的副手之前给他打电话，一位老客户急需一批装饰用的水晶珠，时间紧，但张峰涛合算了成本，用工价格如果超过2500元，他将血本无归。

　　将近一天的时间，张峰涛还是毫无斩获。傍晚下起了小雨，广场又传出一家永康本地制造金属模具的企业，将佣金提高到2700元的声音。

　　这让张峰涛有些愤怒。他觉得价钱不能再这样此起彼伏地涨，否则工人都像等待房价下跌的百姓一样，稍有波动，就窃喜地观望。他期望广场上的招工企业联合起来控制用工价格，这样才不会损失太多。可在永康，张峰涛也是外来人，他说话不怎么管事，甚至会受到排挤。

　　如果在义乌，少有人会这样对待张峰涛。他曾是那里小有名气的会计，最擅长那些普通会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自从当了老板后，以前那些人脉又被他聚拢起来，义乌几百家饰品制造小企业，尽管都是他的竞争对手，但大多给他面子。他的资产虽然不多，但在创业初期，一些身家过亿的老板，都曾从资金和渠道上帮助过他。总之，在义乌，张峰涛是受尊重的。

　　但现如今，他遭遇的麻烦是不断上涨的用工价格，另外，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饰品制造业，也给他带来了相当的压力。

　　再过一天，他就打算去看看永康的厂房租赁。这里比义乌要便宜很多，如果实在招不上来工，张峰涛可能会将厂子迁到永康，他不希望自己的工厂在这一轮洗牌中被刷下来，因为即使形势紧迫，张峰涛和其他的企业仍旧相信，传统制造业在义乌还有至少五年的成长空间。

　　“如果这是战争，我仍旧相信勇往直前是对的，勇敢的。”他说。

　　退出

　　当他再次审视义乌的市场和街道时，这里已经离当初“鸡毛换糖”的模式渐行渐远，他看得出这座城市外表是黄金，而疯狂的制造业背后却拖着上千家小企业虚弱的实体经济。

　　当年成就张峰涛的人是付成斌。那时候他比张峰涛过得要好，拥有比他多得多的财富。现在也一样。

　　1987年，张峰涛从义乌一所高中的理科班毕业。他可能是那个年代唯一把生意做到高中宿舍的人。那时他从日渐兴旺的义乌小商品市场趸来文具，卖到宿舍里赚零花钱。　　　

　　但毕业后，他的人生轨迹反而没和这个城市里的商业氛围合拍，直到那些昔日买他文具的同窗都成了老板，聚会的时候，他会计的身份反而显得格格不入。也因此，后来张峰涛在商场上的成功故事，缺少了他那一代人创业的苦涩。

　　他的同学，高中时在文科班的付成斌，在张峰涛踏入商业征程初期给了他帮助。这个热爱泰戈尔，还会背咏卢梭的《忏悔录》的文学青年，在毕业后继承了家族的经商头脑。

　　他曾邀请张峰涛一起合股开办工厂，但那时张峰涛的会计工作渐入佳境，完全对实业没有兴趣。而付成斌则认为，张峰涛天生会算计，加上理科生善于分析，一起合伙，至少会弥补他在生意上过于感性的一面。

　　但现在看来，感性的这一面，终究让付成斌总是在思考上领先别人一步。

　　2004年，付成斌几乎完成了他的财富积累。那时，他那间年利润达到四千万的工厂出产的商品，铺满了义乌市场近五分之一的饰品货柜。他不用很复杂的句子就能概括自己的创业路径——一开始在市场贩卖饰品，后来办厂子加工配件，之后找订单加工成品。

　　在这一年年底，付成斌找到张峰涛，期望将自己的成功复制给他。两人相约酒席，在那之后，张峰涛从朋友那里借款，花了不多的钱，买下了付成斌一半多的资产。有关那顿酒席，两个人只是说喝得酩酊大醉，很爽快。除了是旧时同窗，唯一能让同行业人信服的企业转卖理由是，在那一年后，张峰涛的侄女嫁给了付成斌的外甥。

　　张峰涛成了义乌饰品制造业的新贵，付成斌将自己的客户也介绍给他，昔日有名的会计成为老板，在这个要靠资金和资源完成实体运作的行业，张峰涛更像是义乌无数艰辛的成功故事中的一个另类。

　　但在2005年，当他开始涉足义乌的饰品制造业时，时代的变化搅和着商业走向，张峰涛墨守成规的性格在其后的6年里仅仅是稳当地经营着这家企业。

　　而付成斌在做完这一单令所有人莫名其妙的生意后，消失了近两年的时间。其间他的厂子主要由弟弟来打理，他很少向人提起自己的近况。在外人看来，付成斌依然有钱，行业里的人们相信，付成斌是去做了一桩更为赚钱的生意，有一度，当地人甚至说付成斌在内地玩起了房地产生意。

　　付成斌不是故作神秘。两年的时间，他去浙江大学读工商管理，其间不停地往来于香港和内地。或许他早已厌倦通过不断压低商品成本来赚取利润。2007年，当他回到义乌时，饰品行业外贸出口的减少和内销不利，已经让很多小企业岌岌可危。

　　当他再次审视义乌的市场和街道时，这里已经离当初“鸡毛换糖”的模式渐行渐远，他看得出这座城市外表是黄金，而疯狂的制造业背后却拖着上千家小企业虚弱的实体经济。即便这样，有人见到付成斌时，仍惋惜地说：“当年你不退出，大家一起来，这个市场现在也不会这样。”

　　付成斌明白这句话里的客套。他改变不了什么，除了自己。

　　重归故里。付成斌在残酷的饰品制造业中脱离出半个身子。他从北京、香港、广州拉来了几十人组成的设计团队。他的商品从之前的实体转为设计理念；而顾客，则是那些曾经和他在商场上竞争的对手——也包括经营状况每况愈下的张峰涛。

　　再次的聚会，付成斌成了一个焦点。他不厌其烦地解释未来企业转型的方向。那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残风刮倒了一片饰品制造企业。

　　今天聚餐的老板少一个，过几天又少了一个，那个曾经一起惋惜经济危机的老板，也退出了。在风雨摇曳的残酷年景里，张峰涛的企业最终生存下来。付成斌公司负责饰品设计项目，将实体制造业务给了他。这是出于旧情，但现在来看，张峰涛再次陷入的危机，却是付成斌无法挽救的。

　　也是在那时，付成斌认识了其他一群人。他们没有实业，直接从付成斌手里拿设计成品，并在网上售卖。而彼时，电子商务这个领域刚刚进入付成斌的视野，并在此后的一段日子，成为他再次转型的方向。

　　新生存

　　在这个会议之外，楼仲平和他的“会员们”正挖空心思游说其他的企业加入，他们期望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建立一个能给小企业在网络上转型的机遇。

　　一开门是长圆形的会议桌，每个人都找位子坐下。

　　刘春祥观察了一下四周，二十来人，衣着并不考究。她把本子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手机设置成静音——尽管会议没有严格的规定，但她总觉得打搅别人是不礼貌的。

　　在这个义乌企业家自发组织的电子商务会议上，民间的力量占了99%。这次，他们邀请了为义乌市政府撰写商务内参的教授，作为官派，也作为另一方意见，企业家期望自己的声音通过他，由下而上地传输。

　　议题懒散，组织者是义乌传统制造业的领军人物——双童吸管厂的董事长楼仲平。现在，他正全力以赴将义乌的小商品搬到网上售卖。

　　在淘宝，他拥有皇冠级的店铺。虽然和向全球兜售吸管相比，淘宝店铺的利润九牛一毛，但这种营利模式仍像是一场成功的商业试验：一方面楼仲平在利润里看到了整个义乌市场未来的方向；另一方面，作为先行者，他的举动打破了墨守成规的传统企业思路——至少在义乌，那些操持着上亿资金的企业几乎都顶着浙商的名号，将钱投入到全国各地沸腾的房地产项目中去，稍微不慎，有去无回。

　　这样的会议，楼仲平举办过三次。从制造转向设计的付成斌是这里的座上宾，刘春祥也每次必到，但通常，她更愿意将自己隐藏起来。她仔细地听别人的讲话，记录重点。今天的会议开到一半，讨论集中在“怎样引导政府关注义乌的电子商务”，刘春祥把椅子向前挪了一些，“义乌电商要有事件营销，用事件来引导政府关注我们。”

　　她摇摇头，不同意这个观点。

　　作为参会者，在这个圆桌会议上，刘春祥另外的身份是一家皮革制造厂的老板，今年40岁，身家千万。

　　她算不上富有，她还没有宾利轿车。像美国富豪钟情凯迪拉克一样，在义乌这座小城，宾利和劳斯莱斯的意义，更像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站在财富顶端的工具。事实上，即便买得起，大多数的时间里，她仍习惯步行。在2007年，当她开始创业的时候，步行是她跑市场的主要方式，从浙江义乌到河北白沟，脚步丈量市场所取得的财富，几乎复制了在她之前创业者的步伐。

　　与她的低调相比，这个圆桌上年轻的新贵们——那些在互联网2．0时代成长起来的义乌企业家，似乎更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或都曾被视为外来打工者，在义乌这个被商业和现实浇筑的城市，通过互联网上的电子商务，没费多大力气就积累了相当的财富。

　　时代与技术的革新，并不在意创造财富的方式是否平等。老一辈义乌企业家至今仍在念叨“鸡毛换糖”这实实在在的义乌创业模式，在他们身上，几乎都能找出绝望的青年时代，以及在改革开放后，当面临巨大机遇时的欣喜若狂、步履维艰的草创和战战兢兢的摸索。

　　“不是要影响政府，而是先做好我们。”这次刘春祥忍不住开口——

　　“我去年在阿里巴巴上做几百万的单，但很不稳定，也许明年就是几十万，这么少的量，在义乌如何影响政府？”

　　“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氛围，吸引足够的企业进来，就像义乌这个市场，把它在网上做大，先要形成文化，再谈怎样影响政府。”

　　就两句话，张春祥说的时候站了起来，或许是被忽略了太久，以至于其他人投来目光时，她有些不好意思。会议被这两句话改变了议题。政府为先还是组织为先，企业家们的圆桌并不是风平浪静。

　　有人问张春祥：“如果全面转轨电子商务，你在义乌市场的实体店还经营吗？”

　　“为什么不？市场始终是一个窗口。”

　　这句话，拉近了张春祥与楼仲平的观点。在义乌，市政府曾经看好电子商务平台，投资建设了0579ccc.com。但这个官方的电商平台，并没有装下楼仲平们的心，他们期望能有一个与阿里巴巴媲美的交易网站。

　　“但现在看来，0579ccc.com更像是一个信息综合平台。”楼仲平担心，0579ccc的结局将会让义乌民间电子商务处于尴尬的局面：一方面这个网站已经公开上线，表明义乌有电子商务网站，实现了经营转型；另一方面，小的电商网站很难被推广。

　　在这个会议之外，楼仲平和他的“会员们”正挖空心思游说其他的企业加入，他们期望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建立一个能给小企业在网络上转型的机遇。

　　“那些小企业生存在夹缝中，当他们无法在竞争残酷的实体市场中打拼，网络是一个很好的出口。”在付成斌的眼中，这些小企业就像是即将干涸的池塘里的鱼。当年没有游到另外一篇水域，只能无力地等着未来被晒死，虽然心里想上岸，但实在又不懂得陆地上的生存方式。

　　难题

　　如今，周本东租用的厂房面临着规划拆迁的问题。这基本上是火上浇油，重新找厂房不难，但两年里，义乌的地价上涨了两倍，水电和用工费用也跟着上涨，这一切都让周本东对现在有一种抗拒感，让他无法想象这样延续下去的未来。

　　民间在推动转型，另一边的义乌市政府经济发展局肯定了民间电子商务、企业转型带来的新机遇。

　　但义乌未来几年的重点依然是保持国际小商品市场的高速增长。“转型是极其艰难的，如果不保证这个小商品市场的繁荣，那义乌什么都没了。”经济发展局的新闻发言人说。

　　目前为止，真正从转型中收益的企业，在义乌还不多。更多的转型集中在多元化的投资，如地产、零售业和转向其他行业。而转型给企业带来的困扰，并不亚于对未来形势的担忧。

　　3月18日，周五晚上，周本东从杭州赶回义乌，这个周末他只能在家里停留一晚上，因为是儿子的生日，他必须从工作中抽身，否则就太长时间没陪家人了。

　　转天星期六，上午回杭州，下午去武汉。那是他的老家，在义乌做生意十二年，他回湖北的次数远不及杭州。

　　在义乌和杭州两地，周本东做茶叶生意。3·11日本大地震，由于担心本土茶叶遭到核辐射，中国产的茶叶几乎脱销。

　　这似乎是一个天赐的机会，若是两年前，周本东的茶庄跟日本地震毫无瓜葛，但那时他放弃了年利润百十来万的茶叶批发，拿着手头千万的资金投身到茶叶精加工——将散茶放入制作精美的真空包装售卖。

　　这样简单的环节，投入巨大。周本东在义乌租用厂房、购买机器、培训员工，几千万像水一样流走了。在他看来，这完全是一次赌博，他之前的茶庄生意其实已经很好了，在杭州、义乌甚至上海都开了分店。但做精加工转型的念头一起，周本东将茶庄一次性盘给了别人。

　　在同行眼中，周本东的行为简直鲁莽到不可思议，他的朋友评价他“典型不是浙商的头脑”、“不给自己留后路”。

　　“那时突然明白了怎样赚更多的钱，小打小闹不行。”坐在杭州高档写字楼硕大的办公室里，周本东回忆那次赌博。“江浙一带，做茶叶的太多了，我在做批发的时候，接触不少外国客户，他们大批买完茶叶后，回国做加工，再高价卖出去，就是这道环节，为什么我不能？”

　　这个想法，在其后撼动了周本东的经营框架。然而并不如意，周本东精加工的茶叶，在第一批售出后，很快被退回来，原因是不符合国外的生产标准。在赴美国和日本考察了一个月后，他回到义乌卖掉了之前的设备，找朋友借了2000万，从国外引进符合标准生产的机器。当企业再次投产时，周本东已经从一个富翁折腾成“负翁”。

　　在杭州的办公室，周本东的国际长途不停，之前被派去日本的办事员害怕辐射要回国，周本东一再安慰，并将工资上调了一倍。“日本这一单做下来，我希望打个翻身仗。”

　　但如今，周本东租用的厂房面临着规划拆迁的问题。这基本上是火上浇油，重新找厂房不难，但两年里，义乌的地价上涨了两倍，水电和用工费用也跟着上涨，这一切都让周本东对现在有一种抗拒感，让他无法想象这样延续下去的未来。

　　“我禁不起第三次折腾。”他说。

　　“你后悔当初转型吗？”

　　“不后悔，早晚也得转，我若失败了，只是给后人留一个通向成功的经验，绝不是一条死路。”

　　4月，周本东计划在义乌呆上一个月，解决厂房的问题，他期望向政府申诉，能得到更多的赔偿。“毕竟我的租期是十年，得有个说法。”

　　周本东的经历，在楼仲平看来不是简单的个人原因。“都说转型，但不是谁都能做的，转型同样是洗牌，小企业被重新整合的命运，可能怎么也逃不出去。”这句话像是夹杂了一定的宿命论，让围绕在这个国际小商品市场周围的中小企业，看得见前方，却画不出未来。

　　义乌却还是一样，太阳照常升起。世界各地的商人大多通过杭州机场转到义乌——这个2010年生产总值达614亿的小城，正经历着30年前变革后的又一次转型，一切一如当年，悄然始于民间，在这里上演并翻开另一个版本的中国商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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