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义乌)商成市场研究所是义乌市商兴成市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设的研究机构。研究所以“兴旺专业市场,成就商业地产”为宗旨,专业致力于商品交易市场、专业批发市场的研究。拥有一批精通国内外市场状况、经验丰富的高素质专业人才,还邀请了商业地产界及学界知名的专家作为特约研究员或顾问。研究所发展目标是打造民营经济研究院行业研究所品牌,并成为国内商业地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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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到元宵节“年”才过完。之后,来自中西部的农民工们会打点行李,重回城市,开始新一年的行程。
可是,
从大年初五、初六起,劳务市场就挤满了招工企业。除了惯常的招聘会,一些企业还在人流密集处散发传单。在浙江省义乌市人力资源市场周围,更是出现了数千企业招工者举着自制招牌招工的场景。
这并不是春节后的新景象。自2009年夏末以来,随着沿海加工出口型企业订单陆续增加,久违的“招工难”乃至“民工荒”骤然显现。
至2009年四季度,用工困难仍在持续蔓延。从大企业到小企业;从江苏的昆山、常熟,到浙江的杭州、义乌,再到珠三角的深圳、东莞;从建筑业、制造业再到新兴的服务业,用工难随处可见。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保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室主任张丽宾表示,在农民工尚未集中返城前,目前还不能简单断言是否又现新一轮民工荒,但企业用工难是多年的事实。
社科院中国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则大胆预测,此种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将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常态。
2010年2月24日,人保部发布《部分城市2010年企业春季用工需求和2009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分析结果》,虽指出“用工荒”仍局限于一定范围和特定时间段,但也警告说,局部地区的“用工荒”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民工荒是件好事。一些血汗工厂必须反思,仅仅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以赚取劳务费,绝不是可持续发展之路。从这种意义上说,民工荒也是中国产业升级、转型的契机。”人保部就业促进司有关负责人对本刊记者坦言。
“普工荒”替代“技工荒”
去年三季度以来,本刊记者曾多次走进沿海城市进行调查,民工荒征兆随处可见。
“大量招收熟练绣花工、普工”、“诚聘缝纫车工若干名”、“大量招收缝纫工,熟练工优先,不会也可以学”……在轻工企业密布的江苏省太仓市经济开发区,这样的大红横幅或者醒目公告比比皆是。
从只招一两名设备操作人员,到招募“大量”普通工、熟练工,招工信息密密麻麻地出现在中介公司的小黑板、街道的电线杆,以及打工者居住社区的告示栏上。
经济回暖直接带来企业订单迅速增加。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头一个月,纺织品出口同比增长18.2%,家具、玩具、箱包、鞋类出口分别增长7.6%、5.9%、4.5%和1.4%。占出口总额半壁江山的机电产品出口,更是同比增长27%。
中山大学财税系主任、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或许这些订单多少有些“虚假繁荣”。2009年底他在东莞调研时,发现很多加工制造类企业都在竞相亏本接单。这主要缘于对经济回暖预期加强,“先不倒闭再说”,以等待下一批订单价格上升。
无论如何,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客观存在,且远未得到满足。人保部发布的调查显示,春节后企业招工人数比往年有所增加,预计招工有困难的企业比例也在上升。
在对企业的调查中,近九成企业表示春节后准备招用新员工,这一比例已经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并有所上升。2010年平均每个企业计划新招员工143人,即使与2008年同期相比,也上升了约五个百分点;有七成企业预期今年招工“有困难”或“有一定困难”,比往年相比上升了五个百分点。
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则是,琳琅满目的招聘广告上,最为缺乏的人员并非“技工”,而是并不需要太高技术储备的“普工”。一些大企业往往一招就是数百人。
温州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和失业保险处的周先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直言,“温州也和其他地方一样,缺人。缺人的工种是普工,这几个月都比较难招。”
所谓“招工难”,其实主要就是“普工荒”,这与近年来颇为流行的结构失衡导致“技工荒”的判断大相径庭。
对此,人保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室主任张丽宾指出,事实上,技工占整个需求的比例是很小的,“高级技工一个厂就要几个,所有的技工加起来,比例都不超过40%。最主要的还是普工荒,但很多人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
这是一个微妙的信号:劳动力已经从结构性短缺,逐步演变成整体性短缺。
在张丽宾看来,这种趋势早已出现,只是此前一度被金融危机扰乱,现在重新表现出来而已。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学者王美艳也持类似的看法。她对本刊记者说:“当前中国劳动力已不再是无限供给状态。尽管还不是普遍短缺,但最起码已是有限剩余。”
向内地分流
早在2004年,随着中央惠农政策渐显成效,沿海地区以及各地城市“用工紧张”已初现端倪。到2006年后,伴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招工难”逐步演化为一场全局性的劳工短缺。
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波及,渐入高峰的民工荒一度戛然而止,甚至出现“失业潮”。2009年春节前,至少有1200万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大部分人不得不提前返乡。
但这个“插曲”并未持续。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到了2009年三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达15198万人,较2008年底增加了1100万人左右。
当农民工重新涌出乡村时,人们发现,这个群体对务工目的地的选择有了明显的变化。曾经汇集了无数农民工梦想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已不再是他们的择业首选地。
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的数据显示,在2009年春节后外出的农民工中,有21.2%调整了目的地;其中因金融危机影响失业而返乡的农民工中,更有28%调整了外出目的地。
进入2010年,这种调整仍在继续。准备外出的务工人员中,打算去中西部的占29%,比往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
更值得关注的是,有8%的返乡务工人员表示不再外出务工。
2009年7月,传统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向国务院呈交的一份农民工就业情况调研报告显示,四川省内和“三北”地区(华北、东北、西北)成为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首选目的地,而到东南沿海务工人数同比减少了19%。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小城镇研究中心主任李铁认为,随着近年来一些内陆城市的发展,以及诸多产业向内地转移,农民工返乡后,虽然从统计上显示还是选择在城市就业,但实际上并不一定再去往沿海地区。
他对本刊记者表示,在“4万亿”刺激计划下,大量资金投向中西部基础建设,相应地带动了中西部的就业。
同时,为应对当时的失业潮,内陆省份政府亦纷纷出台政策,努力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深圳市百灵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马先生就对本刊记者感慨说,深圳“用工荒”目前很普遍,主要原因是来深圳工作的农民工少了,“去年都被号召返乡创业了”。
僵硬的工资
农民工不再青睐沿海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沿海企业的工资待遇已渐失优势。
2009年9月,太仓市就业管理处曾组织19家企业远赴甘肃平凉地区,开展劳务招聘活动。太仓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管理处主任严枫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前期投入很大,搞宣传、布展台,雄心壮志,想着怎么也得拉回来千把人吧。”
最后的结果令人沮丧。当场只有100多人报名,体检下来五六十人合格;最后真正来到太仓的,不到20人。
严枫告诉本刊记者,当初之所以把劳务对接地定在甘肃平凉,就是以为这些地方相对落后,沿海地区的工资对当地人更具吸引力。但后来他们认识到,当地县城打工绝对收入虽然不高,但生活成本也低,再加上离家近,“我们太仓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对于内地农村而言,月薪千元一度是个充满巨大诱惑的数字。然而,随着农业收入的提高、内地就业机会的增加,它早已褪去了往日的光彩。
河南农民工艾振军曾带着十几个老乡,在老家鹤壁建筑工地干活。他告诉本刊记者,最初考虑过北京,后来听说北京一个“大工”最多一天才挣120元,而在鹤壁市开发区,“大工”一天最少100元还管饭。“不用抛家舍业,在老家干活没有顾虑。”他解释说。
人保部就业促进司的相关负责人更是明确表示:“当前的缺工,和沿海企业所提供的福利待遇有着密切关系。”
目前,尽管沿海地区普遍上调了最低工资线,但细究产业工人工资构成,多为“最低工资+加班工资”,即使最低工资上调,其综合收入亦难有明显增长。相较于工人日复一日高强度的机械劳作,整体福利水平并无更大吸引力。
新一代,新诉求
要吸引频繁流动的工人,也远非涨工资一项所能解决。
20岁的周正福来自四川乐山,已在南京闯荡了六年之久。他现在在南京一家大型加工厂上班,月工资高达2700元,远远高于四川老家乐山的收入水平。但他并不认可当前的这份工作,正准备跳槽。
“一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有时候干到凌晨一点,下了班倒床就睡,睡醒了又上班。感觉我就是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都不是一个人,挣再多的钱又有什么意思?”他说。
太仓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管理处主任严枫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当地一家鞋厂,有一个农村来的女孩,干了两个月,存了2000多块钱,就要辞工。她说这笔钱够她玩一两个月了,没钱了再回来做,反正找工作很容易。“这种做法是老一代的农民工想都没想过的。”严枫感叹。
当第一代农民工仍然想着赚钱养老、回家修房时,第二代农民工却带着更大的抱负来到了城市。当人们还习惯于对“80后”“90后”指手画脚,突然间才发现这些带着网络时代印记的独生子女们,已经成长成各个领域的生力军。当前农民工的主体早已转换为这批生于80年代的青年人。
统计显示,16岁以上的农民工中,61%的人年龄在30岁以下,即出生在1980年之后。与吃苦耐劳的父辈们截然不同,他们有着更强的自我意识、权利意识,也渴望着在更广阔的空间成就自我的价值。
面对过低的工资或日复一日的机械劳动,新一代农民工的惟一选择就是离开,去寻找下一个更好的机会。单纯的涨工资,已难以留住这些年轻的新工人。
有专家直言,新一代民工决不会被工资待遇所“绑架”。在对工资待遇提出新要求的同时,他们在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合法权益、人格尊重、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诉求,也会日益凸显。
上海天普劳务咨询有限公司的汤女士告诉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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