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一个市场大省的演进路径

　　湖清门，地处义乌市中心繁华地带，离美丽的绣湖不远，在喧嚣闹市中，这里几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因为上世纪80年代初，自发形成的商贸集市，使这个地方成为对义乌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湖清门小商品市场，于改革开放初期形成，义乌外出经商的人员从外地带回了多种小商品，在义乌县城湖清门街头摆卖，形成了群众自发性的小商品市场。湖清门市场后来被“追认”为中国小商品城的第一代市场。

　　从湖清门市场到国际商贸城，义乌几代市场的演变，是浙江市场大省不断壮大的最生动体现。

　　突破藩篱

　　浙江市场大省发端路径几乎都是从自发的马路市场开始的。在很多义乌人的记忆中，湖清门几乎是一个符号。义乌市场的今天都要追溯到当年湖清门市场的初始状态。

　　义乌小商品市场最开始也是马路市场，最早在县前街，接着移到北门街，政府投资建设的第一代市场在湖清门，后来逐渐延伸到新马路整条街。按照《义乌工商志》的记载，早在1978年之前，专业市场就已经在浙江出现。“义乌小商品市场最早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廿三里。”

　　廿三里，如今已经更名为廿三里街道，是当年鸡毛换糖的“发源地”。对义乌国际商贸城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顾客来说，廿三里相当陌生，但廿三里人都骄傲地说，没有廿三里的马路市场，似乎也成就不了今天义乌的国际化市场。

　　几乎是在同时，在温州永嘉桥头镇，1979年前后就自发形成了路边简易竹棚市场。在苏州弹棉花的温州人叶克春、叶克林相继偶尔在路边垃圾堆里发现了一颗颗五颜六色的纽扣，觉得扔掉太可惜，便顺手捡起来。两兄弟顺路走到一家纽扣厂废品仓库，买下几袋扛回桥头镇老家开始试着摆起了地摊。谁知众人哄抢，一传十、十传百，一年间便冒出了近百个纽扣地摊。这个自发在路边形成的简易竹棚市场便是中国第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桥头纽扣市场的雏形。

　　从此，浙江各地与农产品相结合的自发形成的批发市场开始大量涌现。

　　翻开那段历史，大部分地方都曾遭遇过阻力，经历过冲突与抉择。大约在1974年春节前后，在上级命令禁止和取缔政策与半合法状态下的“鸡毛换糖”需求市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显得有些紧张，但是也就是在这种紧张的对立中，义乌提篮叫卖、批零兼营的季节性市场已经悄然孕育。

　　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这种集聚成市的交易现象已经属于商业贸易的范畴，是不被允许的。当时的义乌县政府也曾多次要求相关部门对这种自发形成的市场予以遏制。当时政府这么做的理由是，关于农民经商个体批量购销不符合规定，工业品进入农贸市场违法政策。

　　但是老百姓的账更为明白：摆摊出售小玩具和针头线脑等小百货以及家庭工副业掸帚毛刷之类的，一天的营业收入远比走村串巷贩卖合算。

　　既然合法，为何又不让摆摊？

　　两种想法的碰撞，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一幕幕戏剧化的冲突。管理部门不断地查、不断地抓，可是抓了今天抓不了明天，管理人员从城南抓到城北，从城北返回城南时，又发现小摊贩们的身影。最后，管理部门对特殊管理的商品进行查处，其他的小商品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各地的市场火爆程度超乎想像，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在当时的条件下，管理部门到底该怎么管？是严厉查处还是变堵为疏进行管理，一旦进行管理就等于正式承认市场“彻底合法”。

　　很多人把浙江在市场管理和产业促进方面的政策归结为“无为而治”，实际上做出“无为”决策本身就是“有为”，对市场的松绑放行，看似“无为”，实际上恰恰是对市场发展最大的促进。
蓬勃发展

　　对浙江的市场发展而言，幸运的是，浙江各级政府“无为而治”下的松绑放行，更为幸运的是，时代终究开始认可：社会主义也不排斥商品经济。

　　1979年春，国家工商局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明确提出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不能当作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去割掉。于是，浙江人的经商潜能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面迸发。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义乌的货担郎、永嘉的弹棉郎、永康的五金匠、上虞的修伞匠等在外的商贩纷纷聚商成市，利用原有销售网络，从行商变成了坐商。

　　到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浙江全省集贸市场总数超过千家，年成交额达12.19亿元。迟至上世纪80年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家庭加工业和乡镇工业的崛起，义乌、永康、诸暨、绍兴、永嘉、台州等地逐渐形成了很有特色的专业市场。

　　从工商部门提供的数据看，从1978年到1984年短短几年间，浙江城乡的集贸市场就从1051个增加到2241个，增幅超过200%；市场交易总额从8.6亿元增加到26.93亿元，增幅超过300%。

　　在冲破计划经济藩篱之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专业市场在浙江所呈现出来的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在集贸市场恢复初期，上市的商品主要是农民自产自销的农产品和副食品，局限于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产品上。后来随着政策的进一步放宽，城市的小商品也开始增多。

　　1983年国务院发布了《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规定国有企业的产品，凡国家允许上市自销部分以及国有农场、农工商联合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业产品，国家不收购或在完成国家计划后的多余部分，可以在农村和城市制定的市场出售。

　　同年，国务院还发布了相关规定，允许个人贩运三类农副产品和完成统派购任务以后可以上市的农副产品。这一规定还允许贩运农副产品可以不受行政区域和路途远近的限制。随后，长途贩运十分活跃，据统计，当时浙江全省从事地区之间贩运的有50万人左右。

　　政策的逐步放开，对浙江市场而言无疑是一个又一个好消息。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后，浙江专业市场发展进入了规模扩张最快的时期，迎来了市场建设的“第二个春天”。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以集贸型消费品市场为基础、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市场为骨干、专业批发市场为龙头，多门类市场相结合、省内外市场相衔接，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放开经营，平等竞争，繁荣活跃的市场网络已经在浙江全省形成。一大批具有浙江特色、规模较大、档次较高、设施配套较全、辐射力较强的商品交易市场使得原本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的浙江，一跃成为“市场大省”。

　　从拾遗补缺到商品流通大通道，在“看市场，到浙江”的口号中，全国凡是有一定规模的商品市场，都能见到浙江人活跃的身影。

　　转型升级

　　位于浙江绍兴柯桥的中国轻纺城，是亚洲最大的纺织品交易中心，被誉为“亚洲第一布市”。今年以来，市场每月新增经营户300户；与2005年底相比，市场经营户增加1.5倍，外商机构和有限公司各增加4倍，配套市场面积增加2倍，主体市场面积增加2倍，形成了“南北中西”四大市场区域，总投资达50亿元；市场群总成交额超600亿元。今年1至7月，市场群总成交额达326.5亿元，同比增长10.1%。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柯桥何以突破重围逆势而上？绍兴市委常委、县委书记徐焕明认为，中国轻纺城主要依靠市场升级与产业升级联动、市场拓展与城市发展联动的“两方联动”战略，助推纺织产业向现代集群发展。

　　今年9月9日，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还与全国纺织网合作，提升电子商务水平。这一段时间来，专业市场发展电子商务几乎成了热门话题。

　　事实上，在浙江专业市场的圈子内，关于转型升级始终是贯穿发展的主要话题之一。

　　浙江市场发展的路径有不少是依托产业而生的，特别是独具特色的浙江块状经济，为专业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最为基础的产品便利。如果说浙江块状经济是“无中生有”的话，专业市场便是为这些产业从有到优的转变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长期以来也形成了低价恶性竞争、高度同质化发展等弊端，在专业市场中，则体现为本土品牌的低价恶斗。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产业和市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不谋求转型升级，专业市场也难免出现衰落的迹象。

　　在创建市场的过程中，形成了“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的浙商精神，但在新形势下，浙商和浙江市场更需要“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保持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的“新四千精神”。

　　品牌市场目前已经成为浙江各个专业市场的目标，目前全省已有五星级市场两家，多家市场在创建五星级、四星级市场，创星级市场更多地需要在管理方面上水平，品牌效益上层次。

　　“转型升级是浙江市场发展的必由之路，浙江从市场大省向市场强省迈进过程中需要长期坚持创新提升。”浙江省市场协会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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