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都民间店铺

五十年前的香油坊
    今日红星路步行街往右拐，到大慈寺以下一段，50年前分别叫湖广馆和棉花街，这两条街都很热闹繁华，给我留下最独特记忆的是两条街交界处的一家香油坊。
    50年代我在北打金街小学读书，距“王者香”半条街，包里只要有一分钱，便去那儿买块芝麻糖吃。芝麻糖香甜酥脆，好吃极了；还可免费闻闻隔壁香油坊的麻油飘香呀！那香味阵阵扑鼻，闻着舒坦惬意，快哉又乐哉，放学后贪玩的我在那儿消磨了不少的时光。
    香油坊是双间铺面，铺子左边有个比现在立在街心太阳伞还大的石磨，石磨上有四支长长的粗粗的手柄。每天早上，四支手柄就是四个岗位，每个岗位站着一个瞎子，他们用肚子抵着手柄开始推磨。瞎子分老中青三代，一个老头儿，两个中年人，一个小伙子。他们肩上搭着条黑浸浸的毛巾，头上用稻草系个圈儿挡汗。磨子缓缓地转，发出均匀的嚓嚓声响，四个瞎子翻看白眼很少说话，他们一步又一步，一圈又一圈，春夏秋冬，好似走着永无尽头的人生步子。
    年深日久，灰砖铺就的地面已被他们踏成一圈浅浅的沟印。磨子上的芝麻堆积如小山，磨子底下置有一口大铁锅，推磨时芝麻从磨心轻缓地灌进，每推一圈，又稠又香的芝麻酱顺着磨身一滴滴淌进铁锅。这时候，总有一个胖壮的中年女人坐在门口纳鞋底，麻绳穿过鞋底嗖嗖作响。有人说她是老板娘，也有人说她是那个推磨的年轻瞎子的媳妇，她是个哑巴，到底是什么，我辈没法搞清楚。
    有好几次我想问胖婶婶，怎么请瞎子推磨呢？但想她是哑巴只好作罢。有次我忘了她是哑巴，又悄悄地去问，没想到她说话了，原来她不是哑巴，说北方推磨用毛驴蒙住眼睛打转转，川西坝子不产毛驴；并说如果眼睛看得见的人，推磨久了要发昏发晕，因而从祖上传下来有请瞎子推磨的习俗。
    说话间那口大铁锅的芝麻酱已快装满，并且移至屋中央，四个瞎子一人手执一个“长木瓜”在大铁锅中劳作。所谓长木瓜，是一个木制的球形体再装上长柄，如古时的兵器。他们分四方站好，四支长木瓜在大铁锅内一阵阵翻滚、拨浪、提起、放下，所有的动作轻柔整齐。我发现是那个年轻的瞎子在指挥，叫喊了些听不懂，但木瓜之舞太精彩，我和几个小伙伴看得鼓起掌来。没想到这下惹了祸，长木瓜顿然碰撞，发出几声哐哐的脆响，瞎子们嘎然停止，向上翻着白眼，那个年轻的瞎子大声骂：“哪个龟儿子在乱叫唤！”我们如受惊的鸟儿一下散去。不多一会，我们又悄悄回香油坊，门口纳鞋底的胖婶婶对我们说：“要看就好好看，不要闹嘛！”
    此时大铁锅内已浮上一层清亮浅黄的麻油，其中三个瞎子已停止劳作，只留下那个年轻瞎子“收关”。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木瓜在大铁锅内又转又划滚，像在书写大字，又像在熨贴新衣，或变成一辆车在油面上飞掠而过……慢慢地油层越来越厚，香味越来越浓，麻酱和麻油明显地分作两层，酱状物体往下沉，清亮的油像有泉眼往上涌……终于他停下了，坐在竹椅上抽叶子烟。
    第二年冬末春初的日子，我放学后又去香油坊玩，却不见了那个年轻瞎子，问胖婶婶，她说每年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那瞎子便要站在他老家的山上，听第一声开雷。据说他爷爷也是瞎子，瞎了十多年，也就是二月初二这天一声新雷，他爷爷的眼睛突然复明了！要等“龙抬头”这天的开雷不容易啊！胖婶婶发出感叹，但瞎子深信不疑，每年这天都在山口上等候……
记忆中的老成都日常生活
川主庙街杂货店
    据传说，川主庙街建于明代崇祯元年（1628年），这条小小的街道，有茶铺、商店、小吃等，其中街口的一家杂货店，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川主庙街与吟龙巷口相连，黑墙黑瓦的小巷左侧就是川主庙街的李记杂货店，杂货店经营的是“油盐酱醋”等杂货，就是没有茶。我给这家杂货店的缘分，就是母亲常叫我在这家杂货店买“油盐酱醋”，日子久了，与杂货店李老板混熟了。
    旧时，我家住在吟龙巷，离这家杂货店不远，走几分钟就能到杂货店，记得那时，母亲临炒菜时，不是炒菜的青油没了，就是盐罐子见底，没盐了。“树娃（我的小名）快点，买二两青油回来炒菜！”“快点、买半斤盐回来等到下锅！”这是母亲临炒菜时，常叫我做到的事情。那时，我家较穷，父亲去世，靠母亲帮人洗衣服度日，家里烧的柴火，是在乡间竹林捞的柴草煮饭，买油盐酱醋，因钱不多，一次只能买二、三两，吃的米是一天买一天。像我们这样度日的平民百姓，那时在成都还不少。
    记得，有天临炒菜时，母亲发现灶台上的盐罐子没盐了，照例叫我去买盐，我飞奔杂货店，叫李老板快点给包一包盐。李老板与我开玩笑说：“我偏偏要慢！”其实，李老板心中有数，知道等着盐下锅，话还没有说完，盐已包好递到我手上了。因母亲等盐下锅，我非快往家跑，一不小心摔倒地上，把手中的盐统统撒在地上了。我哭着回家，母亲问我“盐呢？”我不敢说真话，只晓得直哭，母亲灭了灶台中的火，拉着我去见杂货店的李老板。母亲问：“李老板，咋个的啊，我叫树娃买盐，盐没买回来，他直哭？”李老板说：“我知道你等盐下锅，很快就把盐给树娃了呀？”母亲问我：“咋个回事呀？”我才老实说：“我摔倒了，把盐撒在地上了！”母亲伸手要打我，李老板拉着母亲的手说：“算了，算了，树娃还小，有点不懂事，我重新给你包一盐，不收钱，快拿回去下锅！”母亲自然不肯，但盐已递到我手中，我拉着母亲的手往家回，母亲对李老板说：“下回把钱补给你！”
    那些年，对我说来真是多事之秋，记得，有一天早晨，母亲迟迟没有起床，我在床前呼唤母亲起床，可母亲昏迷不醒，说不出话来。我慌了，准是母亲得了病，咋办？邻居又没有人，急得我团团转。突然间，我想起了杂货店的李老板，我跑步奔向杂货店，李老板正要开门，我向他说明母亲的情况，他听后，把店门关上，说：“你快回去，照料母亲，我去找临街的医生！”我回家后，母亲仍然昏迷，吓得我直哭。不多久，李老板带来医生到我家，医生捡查后，说母亲血压太高。很危险。如果再晚点不吃药，会引起脑溢血，后果就严重了。医生开了药，叫母亲马上吃，药钱李老板给了。经过抢救治疗，母亲的病慢慢好了。后来，我把李老板找来医生给母亲治病的经过，摆给母亲听，母亲听后直说：“感谢恩人李老板啊！”
    就这样，我与杂货店李老板，来来往往，度过了我的童年。解放后，我参加了工作。但川主庙街这家杂货店不复存在了，李老板也不知去向。可我在这家杂货店的缘分，特别是杂货店的李老板的恩情，却使我永生难忘。
干些卖风、火、烟、香的营生
旧茶馆中的小买卖
    旧日成都，是个生活节奏缓慢的消费城市，闲散的市民常去茶馆消磨时日。茶馆人一多，几种不常见的小营生，便在那里应运而生，而所谓“卖风”，就是其中之一。
    操此营生者必是一些穷苦人家的小孩，手持蒲扇一把。虽名曰“卖风”，实则是变相乞讨。若茶客心好，或觉得扇舒服了，便会说声：“行了，不扇了。”并付给一、两分钱；如遇恶人，白扇了不说，讨钱时还会挨骂：“滚开，看把老子都整感冒了！”
    随着季节变换，出没于茶馆的这些小孩当然不会老替人打扇。冬天一到，他们就统统拎上烤火的烘笼，开始“卖火”了。
    老式茶馆与时下灯光柔媚、帘幕低垂的茶坊不同，一般都是门敞窗开的，所以冬天特冷。人们去喝茶，一般都要带上烘笼，手冻时烤手，脚冷时烤脚。但也有不带的，特别是过路客人，手僵足冷时，只好向这些小孩租用烘笼了。租一只烘笼，烤半天（四小时左右），约须一个包子钱（五分），而那些乞儿去专门卖火的地方“撮”一烘笼火，却只须一个馒头钱（三分），虽有两分钱的赚头，但跑来跑去的，日子过得也艰难。更何况能让你在茶馆里讨生活，对堂倌或店主的孝敬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忙上一冬，也仅能解决个人温饱而已！
    当然也有不止解决温饱的营生，比如在茶馆卖烟。而卖烟，当时又分为卖叶子烟、纸烟与卖水烟两种。前者在胸前挂一只撮箕形的木匣，内装各种纸烟和裹好的叶子烟，手持一根点烟的火绳，沿桌吆喝：“纸烟哇——叶子烟？点一支嘛！”纸烟也多是卖零支，一包烟分零后，有半包烟的利润，叶子烟因系论斤称来裹成一支支地买，利润则更高！
    最有趣是卖水烟。首先，那套装备就扯眼球：一支牛皮大挎包鼓囊囊地吊在腰间，包内又有若干小格，分别装着绵烟、黄丝、老口等品类不同的烟丝和一大束纸捻子。茶客要过瘾了，只须手一挥，他们不但招之即来，奉上那硕大的、类如“萨克管”般的水烟袋，还要替客人装烟、点火。吸烟者不仅可以不动手，甚至连头都不用转一下，就能在茶香袅袅中吞云吐雾了！
    常言道：“不做无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人嘛，当你夏日在茶馆享受了打扇，冬天在茶馆烤够了火，且又过足烟瘾后，难免不生出一些非份之想。这时，你只需叫声“堂倌——”并伸手向他作抚摸状，精于此道的堂倌便心领神会。几分钟后，一张雪白的、热乎乎的、且用香水洒得香喷喷的毛巾，便整齐方正叠在托盘里，呈到你面前，任你揩汗、抹脸或擦脚丫。“买香”是它的习称，这种营生的全称叫做“打香水帕子”或“卖香水帕子”。它与卖洗脸水、洗足水一样，既是堂倌的专利，也是不用交柜，打烊后例由他们私分的外水钱……
老中医何老头说话模棱两可
青石桥的草药店
    年龄在50岁左右的成都市民也许还记得，青石桥北街与东大街的拐角处，即现在的服装批发市场，30年往前，是一所草药店：不足百平米的两层木楼内隔出三、四间简陋的诊室和候诊、捡药大厅，以清瘦矍烁的陈富春“陈草药”领衔挂牌，小小诊所经常是门庭若市，人员的走动使得木质楼板、地板颤悠悠的吱吱作响。病员多以儿童及老者居多，5分钱挂号，两、三毛的药钱，往往就能减轻人苦痛。
    大约在1965年至1972年时段，小灾小病时，我也去那里就诊，但从未找过“王牌陈富春”，而是去等候那位个头矮小、老眼昏花状的“何老头”问诊。
    何老头清瘦、白皙，颤微微地伸出手搭在你的脉上，再用手扶一扶老花镜，白眼端详你的脸，让你伸舌头，捋袖取你手掌在姆指和食指间反复抚摩，认真看了，然后用浓重的川南地方音慢条斯理地发出系列问询：
“你脑壳昏懂懂的？”
“你身上火巴叽叽的？”
“你周身蠕胀胀的？”
“你早迟咳竦竦的？”
“你肠胃不多余消受？”
    然后就问你的饮食、睡眠、大小便；还问你的姓名、年龄、住址；然后用颤巍巍的手提笔抖动着在笺上开处方。
    有人先恭敬递上前次开的处方，诉说“已经松活多了”；再迎合老先生的问，把眉头皱了；再附合着表现出“昏懂懂”、“蠕胀胀”、“咳竦竦”的难受情形，老先生就格外看得更仔细些。也有人慌忙报告完哪儿痛哪，敷衍着老先生不紧不慢、似有若无的问诊，老先生就露出不解的神情，也许会在开方子时自言一句：“要过了下午些的时间，人就要松活些了。”
    是说病情松活还是来看病的人数量松活，模棱两可。
    我去看病，却从不那么着急，尽管在相对拥挤、劣质烟夹杂叶子烟味、咳喘声伴随唾痰声的不良环境中，我依然入迷般咧开嘴，感受着木楼板嘎吱嘎吱地颤动，痴迷于何老头淡定若闲的一招一式，但凡他老人家没有使用他的惯用问诊“套路”或有所省略，我便觉意犹未尽。而每每服用了他开出的处方，我的小疾便应药而愈。遗憾的是，多少年过去了，回想起来，我竟只知道这位老先生的尊姓，却没有记下老人家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