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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小商品市场遐迩闻名,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招徕了世界各国的客商来此营销。究其始则是从小商小贩的市场,即“敲糖帮”的“鸡毛换糖”的小本经营,逐渐扩大,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逐渐成为全球性的商品市场。
历史上为什么会在义乌形成遍布江浙赣皖鲁湘诸省的小商贩群体——“敲糖帮”,他们凭着什么能行走大江南北,深入赣湘诸地,这就需探究他们的经营方式、销售市场、货物流通、资金周转、经营管理等问题。
肇始于清乾隆间的“敲糖帮”以稠城镇廿三里为中心(其实早于乾隆在明末清初已有摇着拨浪鼓的小商贩行走于各地),向南、北、中三路扩展。南路由金华至衢州,以衢州为中转站再挑担行走至江西、湖南等地;中路亦以衢州为中转站,经浙西向皖南,至合肥蚌埠再至皖北诸地;北路由苏溪出发,经诸暨、萧山、杭州、宁波,至上海、南京、徐州、山东一带。廿三里位于义乌东北区,它距今之义乌市区、义乌苏溪、东阳市场皆23里左右,故名廿三里,为有名的拨浪鼓之乡,抗日战争前已形成约万余人的“敲糖帮”。
“敲糖帮”以“鸡毛换糖”方式从事于小商贩活动。他们是有组织的小商帮,其组织形式以老路头为首,下辖5~7个挑担;挑担之下有5~7个年伯;年伯之下又有5~7个担头,犹如宝塔形分层分级管理。老路头由熟悉“敲糖”业务的老手充任,由宗族中推举族长认可。老路头、挑担一般不直接从事贩销活动,多人事管理,商定各帮经营路线,协调各方关系;年伯则是直接指挥者,带领一个班组活动,相当于“领班”的角色。挑担以一个村庄为主,年伯担头多是同村同族人。他们白天分头活动,晚上集中清点。外出从不带现金,物物交换。参加“敲糖帮”也有一定规则,为糖担出门时先向祠堂敬祖,接受族长教训,一般要向三句话:带多少本钱出门?答曰:分文不带;带多少行头(行李)上路?答曰:随身衣一套,空糖担一副;家里如何安置?答曰:一切靠长辈照应。这种“敲糖帮”有类似行会行帮的组织,但比较松散,且含有宗族色彩。
义乌“敲糖帮”之所以会形成如此有组织的商人帮派体系,这固然是从实践事逐步总结出的经验积累,也可能承袭了历史上义乌兵的组织体验。而为什么会在清代出现“鸡毛换糖”的商业经营,这又离不开义乌的地理与历史渊源。义乌素来可耕地不敷人口的增长,自明嘉靖间把募义乌兵以来,多习武少农耕渐成风气,土地荒荒,人口流徒。万历时知县周士英曾上疏请求遏止征募义乌兵,返兵于农,收效不显著。据万历《义乌县志》:“乌兵之起也,则以矿寇。……以军功显而子弟多食租衣税悬金以诧闾里,人益鹜于战功矣,由此观之兵之起也。……父不得■其子,兄不得顾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历年来散于北边、散于闽广者几数万众,倭平而生还者十无二三。……查得乌民户口自嘉靖四十二年以至隆庆五年,共一万五千五百一十丁,万历九年户口仅存一万二千九百三十丁,反至亏失原额。”(卷八《矿防书·民兵》)明人李鹤鸣多从土地物产人口多角度论述了明中期义乌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其间可畎亩耕稼地复不能十之三,无荑材嘉果之产,无佃渔薮泽之利,无商贾工巧器服之资料,士女长少与夫老独废疾者聚食之口不啻余十万数,然公家之赋以及其所自宾祭吉凶日用人道之不可缺者,固不能越境取足焉!是以其俗深思而虑远相尚,俭啬以务蓄积,虽逢不虞,■或匮急。弘治成化前犹租鲜诡田庸寡隐丁,殷丰简质见称易治,迨正德年逆竖于纪,敛集调发不经不时,忽更华侈,重以■变,公私■迫,入不副出,计日艰黠算渐通,由是飞田洒米漏丁省户之弊竞作矣。”(崇祯《义乌县志》卷二十《杂述考》、李鹤鸣:《义乌县丁田实征序》)李鹤鸣从义乌当地民生出发,强调尤需重农耕。
从实说来,从大局看义乌自明中期始人多崇武习兵,乐于召募从军尚武,为抗倭及万历后御边作出了贡献。但从局部当地实际来说,无疑正如周士英所云,留在当地从事农耕者缺乏精壮劳力,多为老弱病残者,农事不举。所以有中叶以后至清代当地官员都不主张征募义乌兵。康熙三十一年知县王廷曾纂修义乌县志,在卷十《宦绩》中列出名知县有汪道昆,周士英,孙家栋等,而积极协助戚继光招募,义乌兵组训戚家军并任监军的嘉靖三十七年知县赵大河就未列入,是见修纂者对招募义乌兵持不同(不支持)态度。
义乌兵还归家乡者多不再从事农耕,却把讯息带回来,还带回了良种和技术,从事经济作物的种植,种蔗熬糖,为后来“敲糖帮”提供小本经营的小商品。同时亦将多年征战于外的勇气胆略转化为开发经济才能(种蔗种麻熬糖等),运用所获得的地理知识和军事组织能力应用于商业动作上,熟悉地理环境开发了多条商路,这不能不归结于义乌兵的功劳。所以今之义乌小商品市场和昔日之“敲糖帮”,再追溯到明嘉靖间的义乌兵,这三者之间自然有一条或明或暗的历史纽带。我之推理未必正确,遑作遐想而已,望识者正之,或言有理或言妄想,谨请议之。(陈学文)
原文发表于2008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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