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商史话——漫谈义乌商史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商业是义乌经济生活中的主旋律，“兴商建市”是引导义乌经济起飞和不断繁荣的战略方针。对义乌商史的研究，众所瞩目，意义深远。本人在义乌工作多年，曾是某些情事的亲历者，也曾是全县情况的综合者和汇报人，对史情有所了解。今年，为撰写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章，进行了一些温故和采访。现以漫谈随感的方式，对商史中的几个具体问题，表达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植根在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商业文化
　　研究经济工作，时兴文化探源。义乌的商业文化，集中表现在始于敲糖换鸡毛的行商队伍，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而敲糖换鸡毛的行商，则出自生活所迫，生产所需。
　　多年以前，机关干部下乡劳动，常常跟着农村小伙子，在刚刚插过秧的稻田里塞秧根。塞秧根的肥料，是用鸡毛、鹅毛、鸭毛、头发，拌和焦泥灰、人猪粪制成的“和毛”。塞秧根也称塞“和毛”。原县科委副主任黄乃斌、农业局副局长王时龙，堪称义乌农业的技术权威。他们对我说，制作“和毛”的原料，以鸡毛和头发为主。插秧以前，先将毛发切碎，在人尿中浸泡半个月以后拌和使用。毛发富有高蛋白，是上好的有机质肥料，能改良土壤，形成团粒结构，肥效长。毛发含有氮、磷、钾三要素，以氮为主。在缺少化肥的年代，氮素肥料弥足珍贵。老农民告诉我，毛发有纤维，将其它肥分粘聚在一起，紧贴在秧根上，不易流失。不但稻苗吸收快，转青快，有效分蘖多，而且稻茎硬，不易倒伏，有利扬花结实。一般来讲，用“和毛”塞过秧根的田块，每亩可增产稻谷一百市斤以上。
　　这种科学制肥、集中施肥、节约用肥的方法，首先出现于义乌东乡和部份北乡地区。那里的土地瘠薄，产量低下，农民生活困苦。从史书的插画中可以推理，早在南宋时代，当地农民为生活所迫，生产所需，创造了“和毛”塞秧根的施肥方法；而为了寻求“和毛”的主要原料，出现了敲糖换鸡毛的行商队伍。明清时代，随着农业生产对毛发需求量的不断扩大，形成了一个以义乌为中心的行商网络。其足迹北至淮河两岸，南及湘江源头，东临甬温沿海，西达鄂川山区。四面八方的鸡毛，纷纷云集义乌。
　　货郎担
　　如此广泛而持久的行商实践，必然会蕴育出义乌特有的商业文化。其内涵何在？据我观察，起码有七：
　　第一、滋生了商品交换的意识。过去，农民习惯于用自己的产品向地主交租，或出售以后换取生活用品。挑货郎担外出以后，他们用自制的麦芽糖，后来又用小百货换取鸡毛，从中亲历了以物易物、等价交换的实践，懂得了产品可以转化为商品并不断增值的道理，而且认识到货币可以充当一切商品等价物的特殊功能。于是，单纯的种田人转化为亦农亦商的生意人。
　　第二、练出了刻苦耐劳的精神。出门在外，风餐露宿，跋涉在山道溪涧，穿行在杂树丛林，走遍了偏僻山村。长期的磨练，造就了敲糖人不怕苦、不怕累的坚强性格。他们从不在困难面前轻易退却，总是付出艰辛，排难而进，不换回整担鸡毛，决不含羞回转家门。
　　第三、培育出诚信经商的品质。在客地拿到鸡毛或废品，一定要以糖或小百货予以酬谢，从不挑起担子，一走了之。如此待人，才有日后的生意。时至今日，义乌市场流行着这样的经商格言：自己要赚钱，首先要使别人也赚钱，这才有源源不断的回头客。国家质检总局给义乌市场授予全国唯一的《重合同，守信用》的金字招牌，就是因为义乌人有着这种品质的传承。
　　第四、形成了节约俭仆的风气。敲糖人不但换鸡毛，而且收购废铜、烂铁、龟底、鳖壳、鸡内金、破碎布和旧棕衣这些废旧物资，经过他们的转手投售，成为有用之物。他们以节约为荣，以浪费为耻，处处精打细算，集腋成裘。于是，义乌人做生意，不怕件头小，不嫌利润簿，善于簿利多销，快进快销。国际化的市场，与“小”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五、出现包容和谐的涵量。每一个敲糖货郎，都有一个落脚点、栖身地。他们与东家和睦相处，如同亲戚一般；而同行的敲糖人，各有各的商路，从不抢生意，很少有矛盾。在长期的实践中，他们懂得了和气生财的处世之道，出现了海纳百川的涵量。这就不难理解，敲糖货郎出身的企业家，如今竟能把上万人的企业，管理得员工爱厂如家，秩序井然。
　　第六、激发出好学创新的能量。出门经商，接触面广了，大开眼界。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勾起了敲糖人学习外地经验，回乡创新创业的欲望。福建的制糖技术，外地双季稻栽培、蕃芋窖藏技术的推广，青枣、山花梨品种的改良，都可能有行商回家人的功劳。而今义乌企业求知若渴，博采众长，立志创新，高位突破，不正是敲糖人好学创新能量的继续释放吗？
　　第七、强化了爱乡恋家的情结。义乌人的孝道，曾经感动群乌为颜父衔土筑坟。大年春节，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敲糖人，目睹别人家家团聚的情景，倍思家乡父母妻儿的骨肉亲情。于是，他们加快步伐，企求迅速换回整担的鸡毛和头发，争取早日回乡与家人团聚。古代流传下来的“金鹑鸪，银鹑鸪，飞来飞去飞义乌”的民谣，成为行商者的座右铭，一直盛传至今。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在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和。义乌人在敲糖换鸡毛实践中，形成和升华了的意识、精神、品格、传统和情结，就是生意人的精神生活，也就是义乌的商业文化。这种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已经造就了经济腾飞的奇迹，也将为义乌带来更加灿烂光辉的明天。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存在决定意识。农民为生活所迫，需要增加物质生产——为增加物质生产，创造了“和毛”塞秧根的施肥方法——为收集“和毛”原料，出现了敲糖换鸡毛的行商队伍——在行商的实践中，创建、形成和升华了商业文化——文化反作用于经济建设，造就了国际化的中国小商品城。我想，这条思路，符合科学的原理，也贴近义乌的实际。至于，是什么精神力量使义乌农民看到鸡毛的功能，创造“和毛”巧施秧根肥料的方法，它的文化渊源又是什么，那就该另作更加广义的、更高层次的研究了。
　　二、农业集体化时期未间断过的商业细流
　　有的人好用对比的手法解说历史，往往把过去说得一无是处，以衬托现时的光明和成就。曾经流行过这样的说法：过去把敲糖换鸡毛当作资本主义批判，当作“尾巴”割掉；现在可好了，小商品市场开放，货郎担到处可挑。这些话，与事实不尽相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笼罩着中国大地。从粮食统购统销开始，农民就吃尽了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苦头。回顾历史，接受教训，诉说过去被批之苦、被割之痛，完全在情理之中，无可非议。有的农民抵制不等价交换的粮食统购，把粮食投售于“黑市”或从中购粮充饥，被指责为破坏国家计划，忧乱经济秩序；有的农民自产自销副产品或开展建筑、运输活动，被打成“地下工厂”、“地下包工队”、“非法运输队”；有的农民为建房者砍运木材，被诬为“投机倒把”。他们之中，有的被批斗，有的被罚款，有的被判刑劳改，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种悲惨的历史，不能再重演了。
　　但是，我在采访中发现，单纯的敲糖换鸡毛活动，与上述被批斗的内容不同，并不在割“尾巴”之列。时至今日，还未找到因单纯换鸡毛而被斗被关的例子。我想，这与我接触面不广、采访不深入有关。不过，从我曾经接触过的、来自区乡的大量汇报材料表明，在漫长的农业集体化时期，义乌农民敲糖换鸡毛活动是合法存在的，基本上没有遭受批判和取缔；或者批而不倒，“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
　　第三代市场
　　敲糖换鸡毛的营生，辛苦吃力，收入微簿，农民自嘲为“讨饭生意”。它为什么有如此倔强的生命力，以致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集体化年代，亦从不窒息，恰似那涓涓细流，一直流淌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呢
　　这是因为，它有利于农业增产。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在“大跃进”以后严重缺肥的三年困难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出人意料的是，土质瘠簿的义乌县，在金华地区内，于1963年第一个实现粮食亩产跨《纲要》（800斤），于1970年第一个实现亩产超千斤。究其原因，义乌享受生猪奖售化肥的政策，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敲糖换鸡毛的货郎担，提供了大量有机质的秧根肥源，功不可没。文革前夕，省委调义乌县委书记赵仲一去金华县担任县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向他交待的任务就是，推广义乌经验，在金华实现800斤。文革以后，赵仲一担任书记的金华地委召开农业电话会议，向全区各县推广义乌“和毛”塞秧根的经验，主讲人就是曾任义乌县委副书记的地委副书记片宝森。义乌的粮食增产，与鼓糖换鸡毛的行商活动，是密不可分的。
　　这是因为，它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壮大。盛行“和毛”塞秧根的生产队，每年都要向农户分配交毛任务。我采访过的廿三里一户农家，每年交毛的任务是80斤。生产队按交毛量记工分，参加年终分红，既有分值，又有劳动粮。完不成任务的，要扣罚工分。因故未出门敲糖的农户，往往要向毛源多的农户通融拆借，以完成自己应上交的任务。这样，生产队的秧根肥源，就有了制度的保证。货郎担的个体经营，也因此纳入了集体经济的轨道。敲糖人挑货郎担出门，每年有三个时段：一是春耕插秧以后，至夏收夏种以前；二是晚稻封耙上岸以后，至秋收冬种以前；三是农历12月15日以后，至次年元宵节前后。这全是农闲时节，劳力外出对集体生产没有影响，反而为生产队增积了肥源。
　　这是因为，它有利于利废手工业的发展，增加社会财富。廿三里社办羽毛加工厂，收购农民完成交队任务以后余下的鸡毛，拣出其中的好毛制作鸡毛掸帚，供应外地的日用品公司。全厂年产值40多万元，厂长是人们尊敬的军属模范虞小玉。公社利用厂中的积累，修了引水渠，建了大会堂。平畴、下骆宅等地，也相继出现了队办羽毛加工厂。敲糖人还将废铁卖给铸造作坊加工铁锅，将碎铜卖给永康人熔制铜杓，将旧棕衣卖给义西人纺棕线织棕棚，将破布卖给家庭妇女纳制布鞋，使废品得到充分利用，创造新的价值。
　　这是因为，它为医药部门提供了宝贵的药材，用以治病救人。敲糖人收集和出售的废品，有的在医药上有特殊的功能。龟甲，养血补心，益肾强骨；鳖壳，滋阴清热，潜阳熄风；鸡内金，消积食，止遗尿，化结石。这些药材，有多少，医药公司就收购多少。金华地区其它县市收购的鸡内金，每年只有几斤、几十斤，而义乌医药公司收购和上交的却有几担、几十担，收购量居全国首位。有的名中医在开方以后对病人说，药中有义乌人提供的鸡内金，质量可靠。
　　这是因为，它为出口创汇提供了富有特色的商品资源。敲糖人或羽毛加工厂，从杂乱的鸡毛堆中，拣出鲜艳夺目的公鸡“三把毛”，出售给求货若渴的国营土特产公司，成为义乌出口创汇的传统商品。美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将“三把毛”装缀在高贵的礼帽上，卖价倍增。义乌土特产公司的负责人，年年都为敲糖换鸡毛的合法性，及其对出口创汇的作用大声疾呼，很少有人阻止他的宣传。
　　这是因为，它有利于群众的生活安排。农民从集体经济中分配到的收入不多，生活困苦。他们将多余的鸡毛卖给羽毛加工厂和自发形成的鸡毛市场，将拣出的公鸡“三把毛”和各种废品，分别卖给有关公司和作坊，从中得到一笔额外的收入。同时，在行商的过程中，附带进行纽扣、针线等小百货的买卖，也可赚到一点小钱。这些在集体经济以外得到的收入，解决了大部份农户油盐酱醋和小孩上学的问题，也有的利用行商的积累建起了住房。
　　还因为它的活动，并不影响社会的治安。所谓旧社会中的“敲糖帮”，本来就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镇反运动中取缔反动道会门以后，谁也不愿意与“帮”字有牵连。因此，义乌人出门敲糖换鸡毛，全是个体行为，并无拉帮结派，不会在外地形成一股势力。他们各有各的商路，各有各的栖身东家，未闻有在外地闹事打群架的现象产生。江西赣南广场，塑有义乌老农为赣南伢童提供糖块的雕像，生动反映了义赣人民和谐相处的景况。
　　因此，义乌人敲糖换鸡毛的活动，得到了政府的认可、支持和提倡。县委和县府一直把“和毛”塞秧根看成是稻谷增产的重要措施，对外出换鸡毛采取开放的态度。浙江省商业厅和财政厅，于1961年就下达了《关于支持公社、生产队集体换取鸡毛等杂肥问题的联合通知》。紧接着，本县的对口部门立即发出了《关于安排生产队利用农闲季节集体外出以小百货换取鸡毛杂肥的通知》，而且发放了临时许可证和购物簿，凭薄可向百货公司或供销社批购供换鸡毛的小百货。至于生产队发出的副业许可证，那就更加难以数计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集体外出”，并不是集体行动，而是个体行为要通过交毛记工分，与集体经济挂勾，对生产队作出贡献。
　　由此可见，农民敲糖换鸡毛的作用及其合法性，在农业集体化时期亦毋庸置疑。这是义乌商史得以传承、不致间断的重要环节。但也必须看到，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特别是在“大跃进”的日子里，敲糖换鸡毛的活动也曾受到制约。为了集中力量建水库，为了凑足人数搞运动，不少农闲季节禁止劳力外流，货郎担挑不出去。对那些“不听话”的外出者，就采取批斗等强制性的措施，斗一儆百，驯服群众。不过，水库歇工或运动高潮过后，货郎担又成群结队地出门了。
　　农业集体化时期，义乌农民敲糖换鸡毛的商业活动，就象一股涓涓的细流，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静静地流淌，绵延不绝。它一直流到改革开放的年代，终于汇成波涛宽阔的洪流，在义乌这个不起眼的小城，出现了浩翰的、万商云集的小商品海洋。
　　三、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包产到户以后出现的宽松环境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要求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县府随即撤销了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外出做生意的农民明显增多。1981年，根据金华地委书记厉德馨的统一部署，义乌农村全面实施了包产到户的重大变革。广大农民摆脱了“一大二公”组织的束缚，顿觉自由的难能可贵，大胆地从事能使自己增收的各种副业。义北农民大办服装厂，引来各路客商的竞相采购，崭露头角的大陈衬衫挤进了大城市的商场。义东农民更多地挑货郎担出远门，不但用糖换鸡毛，而且将鞋帽、围巾、玩具、镜框和化妆品等价值高于针线的日用百货，运销到没有商业网点的偏僻地区，大受当地群众的欢迎。义南农民从事皮件加工，新手套、新皮包层出不穷。义西农民重拾穿棕弹棉花的营生，穿村走巷，服务于民。山区的农民利用就近的薪柴制作豆腐皮，畅销于大城市的菜市场。产糖区的农民，用自产的糖蔗到机制糖厂换取批量的白砂糖，带着技工，运到北方青枣产区，就地切枣烘枣，加工金丝蜜枣，结束了北方青枣只晒红枣黑枣的历史，使青枣的产值大增，实现了南北技术大交流。当时的经济领域，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多种经营，万紫千红。在那空前自由的日子里，农民走南闯北，长途经商，雇工办厂，不必上级的“允许”，也不愁割“尾巴”的利剑逞凶。其心情之舒畅，言谈之兴奋，在我偶然的一次接访中可见一斑。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一位穿着整洁的青年农民走进县委办公室，语声和善地对我说：“邵主任，我要求你平反。”
　　时任办公室副主任的我，不解地问：“你有什么案子要平反？”
　　“1977年在全县批判资本主义的大会上，我被迫坦白交待了做生意的问题。发言稿是经过你修改的。”
　　“喔，修改发言稿是我们办公室的经常工作。我与你素不相识，不是我强迫你上台坦白的呀。不过，那年批判资本主义是错误的，应该向你道歉。大会以后，有没有受过处分？”
　　“没有。坦白从宽了。”
　　“没有处分，不成案子，无反可平呀。”
　　“我不一定要求平反。我是想向你们当干部的说明，如能同现在一样可以自由地做生意，当年我就不必上大会坦白了。现在党的政策真好。”他笑容绽开，喜气洋洋。
　　我说：“同年弟，看你高兴的样子，想必是做生意发财了。”
　　他不置可否，说了一声“谢谢邵主任”，笑咪咪地离开办公室，轻盈地走出县委大门。这就是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包产到户以后，农民如释重负，经商发财的喜悦心情。
　　成群的义东农民，欢快地挑着货郎担出行，对用以换毛和贸易的小百货，产生了更大的需求，于是，义乌第一个小百货市场，在东乡的廿三里应运而生。场址首先设在公路边的一个晒场里，后来又搭建了专业市场。有货源的农民，放下货郎担，在市场里从事小百货批发经营。义东区工商所和税务所入场进行管理，并按章收取管理费和税款，是政府对市场的正式认可。有关部门在金融、运输、邮电等方面，对市场进行配套服务。到市场进货的客商，主要是换鸡毛的货郎担，也有包括来自贵州、湖北汉正街的外地采购商。这个市场有场地，有买卖，有管理，有服务。它的兴起和开放，是实实在在的；用义乌方言来讲，是“真箍抽”的，“十八力”的。当时义东区委的前后任书记是吕声白、吴金泉，担任过区委副书记韦纯龙、张其辉、余凤林、王时龙、陈建文。其中王时龙和金凤林还兼任过廿三里乡党委书记，具体经办人有工商干部骆中宪、税务干部叶汉云等。他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但从未吹嘘自己是第一代市场的创始人，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
　　在宽松的经济环境里，长途运销的批发贸易迅速繁荣起来。廿三里市场不够用了，生意人迅速向交通便捷的、城阳区所属的稠城镇转移。北门街（还有县前街、朱店街的部份地段）摊头遍布，人头拥挤。县府成立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将与朱店街并行的城中河，盖上水泥板，把市场转移和集中到湖清门地段上来。在市场发展史中，湖清门市场的建立，是一个阶段性的进步。虽然它还没有脱离“草帽”市场、马路市场的原始状态，但是它有了相对固定的摊位，有了初步的“三证”管理，有了较好的经营秩序。在整顿和建设市场的过程中稠城镇委书记杨守信、县工商局副局长叶荣贵、城阳区工商所长孙章宝工作积极负责，立下汗马功劳。
　　文革以后至今，在义乌的商史上出现过八个小商品市场。其顺序是：廿三里、北门街、湖清门、新马路、城中路、篁园路、宾王路和福田（国际商贸城）市场。不知那一篇文章开始，把1982年9月开张的湖清门市场，定格为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谬误由此而生。解说历史的对比手法，把湖清门开市以前的义乌城，描绘得不准群众经商，割“尾巴”的黑风盛行，生意人不得不跑进县委大院，要求开放市场。同时，虚构的“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农民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开展竞争）应运而生，广为引用；将有的领导干部，吹捧为宁愿丢乌纱帽也要“开放”市场的“丰碑”。而又有的干部不服气，声称义乌第一代市场，是自己冒着可能要坐牢的风险，毅然决定“开放”的。对第一代市场开放的叙述，奇谈迭出，一片混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国历史的转折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义乌经济形势的转折点是农业包产到户。无视廿三里和稠城北门街市场早巳开放并兴旺的事实，把湖清门市场定格为义乌第一代市场，看成是经济发展史上的分水岭，这是对包产到户以后出现的宽松环境体会不深，也是对三中全会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的表现。重温当年的形势，回归历史的真实，应该承认廿三里、北门街市场与湖清门市场的同等地位，取销义乌市场一至四代的提法，如同宾王、福田市场不称为第五、第六代市场那样。这对于统一思想认识，消除商史中个别的不实之词，避免围绕“谁是第一代市场创始人”的问题纠缠不休，有着现实的作用。
　　廿三里鸡毛市场
　　从全面实施包产到户，直至湖清门开市这整整一年的时间中，义乌的经济环境是宽松的，还是紧张的？当时的工商干部，是在进行必要的市场管理（如走私货、伪劣品不能上市），还是在市场中全面禁止做生意？那些看到干部逃来逃去的生意人，是逃避管理和税收，还是逃避割“尾巴”？离三中会会已近四周年，支持农民经商的干部，是否还存在丢乌纱帽和可能坐牢的风险？通过回忆，弄清这些事实，有利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四、“一大优势”之说在义乌商史中的地位
　　谢高华同志于1982年4月下旬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初来乍到的几个月，他凭着丰富的工作经验，集中抓了计划生育、制止破坏山林、处理违章建房和解决学校危房这四项工作，十分忙碌，成绩显著。计划生育工作，以结扎为主，震动很大，上访人员很多。我受派去省农委汇报具体情况，得到上级的谅解和支持。解决学校危房的成效受到省教委的重视，要求义乌县委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作介绍，发言稿是我和教育局吴亦虎副局长去省起草的。整年都在县委办公室的我，接触的事情很多，但未闻有针对市场的“四个允许”。
　　在开创工作新局面的基础上，在地委书记厉馨的带动下，谢高华带领县委一班人，对农村的“两户一体”（专业户、重点户和联合体）开展广泛调查。到了廿三里和稠城两地，感受到小商品市场的繁荣和前景，惊呼这是“义乌的一大优势”。他在各种会议上讲解一大优势，也向外来参观者宣传一大优势，我们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是多次听到过的。1984年1月，我将一大优势写进谢高华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发言当中。其中说道：“在稠城镇和廿三里出现了小商品市场”。“县委对小商品市场进行了调查研究，明确地指出：这两个市场…是义乌发展商品生产的一大优势”。同时，又提出了“为小商品市场开绿灯”的主张。可以这样讲，“一大优势”之说，是谢高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繁荣义乌小商品市场最原始的，也是最起作用的论点，曾经被有的新闻报导所发掘，但是对它的研究和宣传很少。
　　“一大优势”之说是比较而来的。谢高华将自己的家乡衢县与义乌作了对比：衢县耕地多，水利好，产粮丰富，但经济收入很少，农民相对贫困；而义乌拥有敲糖换鸡毛的群体，以及与之相关的小商品市场，农民不但可以用换回的鸡毛肥田，而且可在小商品买卖中大赚钞票，生活比衢县农民好过。听了他的讲话，有的同志还在行业之间进行对比：农村副业门路很多，但都有它的局限性和时效性。运白砂糖、带技工到北方加工金丝蜜枣，效果很好。而当北方人学会切枣、烘枣的技术以后，义乌人就不得不打道回府了。山区农民利用薪柴烧灶制作豆腐皮，收入也不错。但是县委为保护山林，下达了封山育林的文件以后，山农不能无度砍柴，豆腐皮的加工就受到很大制约。与制作蜜枣和豆腐皮不同，小百货虽小，却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家家都不能缺少。小百货品种繁多，货源广泛，生意的空间大得无边无际，到处都有买主，都可赚钱。小百货买卖潜力无穷，是最有前途的一种行当。从对比中提炼出来的“一大优势”之说，很快为全县各级干部所理解，并使其涵意得到充实。于是，为一大优势开绿灯，成为全县经济工作的重要的指导思想。
　　“一大优势”之说，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其前提是承认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县委书记下基层调查，发现和肯定了已经出现的小商品市场，通过对比品味出市场的优势所在，然后筹划为优势大开绿灯的具体措施。这就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因势利导，有为而治，群策群力，繁荣经济的正确道路，也是义乌发展经验中的精华。在这条道路上，绿灯高照，车水马龙，群众推动领导，领导带动群众，朝着一个目标奋勇前进。那车轮滚滚，脚步声声，至今犹在耳际回响。
　　为一大优势开绿灯，首先着眼于发展商品生产，向市场提供货源，并从中增加农民的收入。当时，发现并支持、扶植小商品生产专业户和小厂家的发展，成为县委县府的重要工作。谢高华以实际行动，冲破县委文件中关于专业户允许经过批准，雇请三至五名学徒和帮手的框子，带领全县区乡党委书记参观学习福田瓶盖厂的经验。这个厂为农民赵章苏所办，雇工二、三十人，两条生产线不间断地运转，产品供应省内外的瓶装啤酒厂。这次参观，对全县的改革开放是有力的推动。同时，根据县委领导的意图，我们县委办公室组织力量，总结推广基层涌现的先进经验。记忆所及，有大陈陈云扁服装厂、陈正钺服装厂、陈爱巧缝纫培训班，苏溪龙华尼龙袋专业村，廿三里如甫小塑料专业村，杨村朱明忠照相器材厂、徐村西陈糖果生产联合体，九联村三名姓龚农民创办的电器厂和服装厂，简称“三龚”办厂。先进经验的传播，推动了方兴未艾的办厂热潮，使小商品生产为主体的农村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全县农村工业的总产值，1981年是2717万元，1982年是3238万元，1983年是4667万元，1984年是14983万元，每年平均增长1．83倍。本来就已多种经营遍地开花的农村，更加显得满园春色，生机勃勃。在百花园中，小商品加工业，是最鲜艳的牡丹。
　　为一大优势开绿灯，必然要加强市场建设，给小商品经营者扩大做生意的平台。离开县委的指导思想，在县委县府驻地私自决定迁建市场，这是不可思议的。1982年开市的湖清门市场，占地4200平方米，设有摊位700多个，其建设就是为一大优势开绿灯的具体行动。1984年县委县府决定新建新马路市场，占地13480平方米，设摊位1800个，于当年12月开张。其时，谢高华已于两个月前调离义乌，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也是为一大优势开绿灯的重大举措。经商平台扩大，生意日趋兴隆。市场的成交数额，1982年是392万元，1983年是1444万元，1984年是2321万元，平均每年增长2．96倍。义乌小商品市场，这颗江南的灿烂明珠，正在闪闪发光。来自新疆的商人，把小商品销往中亚各国。东方小城义乌成为重启丝绸古道的起始点之一，市场迈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
　　在市场实行定额征税，是为一大优势开绿灯的又一重大举措。谢高华曾说，农村改革一马当先，要把农村经验推广到城镇工作中去。他又曾说，对市场和企业的税收，要养鸡生蛋，不能杀鸡取蛋。有鉴于此，县委同意并支持财税部门，在小商品市场采用定额计征的制度。类似农业大包干，经商人除了上缴国家的（税收），留足市场的（管理费和卫生费），余下的利润都是自己的。只是对超定额20%以上部份，到年终时斟量补缴税款。这种办法，隐性减税，简便易行，大受群众欢迎。新华社浙江分社一名吴姓记者，将此情写成内参上报总社。总社将清样印发国家机关部门负责人参阅，震动了财政部领导，批示浙江省财政厅调查清楚。根据县委领导的安排，我会同城阳区税务所所长汪荣金接待了省厅调查人员。汪荣金汇报了一个矿烛摊位应税营业额和纳税定额，实际营业额和按税率计算的应缴税款。通过对比，说明定额合理，公私两便。不但群众满意，而且税收任务也超额完成。我不懂税务，向省厅调查人员反映了上海集贸市场，一名退休人员监管九个摊位，还是管不住场外交易的传说，说明在账据不全的民间市场，无法实施按实计征。调查人员离去以后，谢高华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定额征税，极大地受惠于民。经商者个个明白，没有定额征税，生意是不好做的。这正是义乌市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妙处所在。多年来，我和汪荣金怕惹是生非，关于应对省厅调查的事，一直闭口不言。如今，国家对一般纳税户和小规模纳税户的计征形式，分别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定额计征、隐性减税的做法在全国市场普遍推开。看来，已是但说无妨的时候了。
　　调离义乌前的1984年10月5日，谢高华在全县区乡党委书记会议上说，要发挥农民传统经商的优势和交通优势，“兴商建县”，把商业搞活，加速我县的经济建设。次年2月，在沈祖伦常务副省长的指导下，县委在文字上将“兴商建县，振兴义乌”正式确定为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进一步开创经济建设的新局面。这与谢高华的实践和思路，一脉相承。
　　谢高华为一大优势开绿灯的一系列举措，创建了众所周知的业绩，在义乌商史上必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应该顾及的是，不能忘记前后任书记也做过大量工作。前任书记王明新，冲破重重阻力纠正了暴动假案，根据地委部署实施了包产到户，对发放敲糖换鸡毛许可证和廿三里、北门街两市的兴起和开放，也未加阻拦。这就为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条件。后任书记赵仲光，承接前任的指导思想，正式制定了“兴商建县”的方针，开张了新马路市场，决策并建成了占地44000多平方米的城中路市场，使市场年成交额首先突破亿元大关。这一些，在义乌的历史中应该有所表述。
　　对义乌发展经验的研究，如能从“四个允许”的误区中跳出来，循着为一大优势开绿灯的路子走去，人们将会豁然开朗，既看到群众的伟大创造，又可对领导干部作出正确的评价。
　　五、市场建设中的一段插曲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出现了一场政治风波。影响所及，6日7日义乌市场出现过一股挤兑风，一个上午从银行提款5130万元。在包产到户和小商品贸易中已经得到充分自由的义乌农民，并不向往西方式的民主。当局势稳定以后，他们就把挤兑的款子存回银行。政治风波在群众中的影响是很微弱的。但在风波过后，报刊上对民主化——市场化——私有化开展批判，却对领导层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经营主体，全是私有的个体户。这种市场该不该大踏步的发展呢？这个本无悬念的问题，当时却成了问题。
　　城中路市场生意兴隆，拥挤不堪。市工商局在市场西边的大街上，建起了一个涵盖整个街面的绿色玻璃钢大蓬，新入场者悉数安排到大蓬底下经营，形成了一个新的马路市场。车辆不能通行，市容严重扭曲。市府打算就近新建较高档次的篁园路市场，但是要不要把建场报告送上去，老是犹豫不决。据工商局同志说，一名省级领导干部来义乌市场视察，电视台按惯例跟进拍摄。这位领导立即阻止说，不要拍电视，不要拍电视。又据说，一名地级领导干部对义乌市委领导说，义乌市场可以存在，但不要再扩大了。这种现象说明，报刊上对私有化的批判，已在领导层中形成了一种新的、阻碍思想解放的精神枷锁。
　　在这种情况下，对要不要新建篁园路市场的问题，市委要求市人大常委会首先进行调查论证。市人大调查组，由主任姜补根带队进场。具体工作，由我和骆华营去做。我时任市人大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骆是财工委副主任。我们开展了广泛的走访活动。一些老经营户主动反映：市场好象一桶饭，场内的人分分吃，刚刚吃饱。再建新市场，有的人就吃不饱了。也有的老商业干部对我说：市场要保持一定的紧张度，才能持续兴旺，这是一种领导艺术。通过深入的调查和座谈，我们发现，不论场内还是场外，不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对建设新市场的要求都十分迫切；几经复谈，那些不主张扩大市场的老经营户也改弦易辙。急需建场，理由如次：
　　一是摊位供不应求　城中路市场设有摊位4098个，而营业执照发了10353份，欠数很大。市场在通道上、在放自行车的场地上加摊，与老摊合计共安排了8500个摊主。尚欠1800多个摊位，全体挤在西边的大蓬底下。尽管如此，四面八方来要摊位的人仍然很多，市场工商所天天门庭若市。义西南的农民还处在贫困之中，要求有个摊位，经商脱贫，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二是市场档次不高　城中路市场是半露天式的。摊上的货样和业主的座位有篷盖遮栏，顾客却在露天的通道上选购和行走，任凭日晒雨淋。而当风云突变，大雨倾盆之时，顾客们不得不逃躲到场外大蓬和民房里。顾客是上帝，怎么对得起他们。相比之下，场东前大路专业街，门店室内经营，生意比摊位上好做，而且稳定。
　　三是生意潜力很大　部份义乌人到长春经商，很快以价廉物美的义乌货，包榄了当地的服装市场。他们每次回乡进货，义乌就有不少服装被购一空，缺货断档情况严重。这说明，义乌市场的潜力很大，各路商人都会带回大量商机。有的老经营户向调查组建议，市场要扩大，最好单设一个服装市场。
　　四是市容急需改观　场西的大街，原是联结城中路和稠州路的整洁街道，老是被临时市场的大蓬遮拦，象什么样子。这颗江南的灿烂明珠，怎能闪出熠熠光辉。
　　市委、市人大、市府、市政协和市纪委五套领导班子召开联席会议。满载调查所得的素材，我代表人大调查组，在会上作了详尽的、长时间的汇报。汇报中表达的群众心声，与领导班子成员的看法，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大家一致认为，新建较高档次的篁园路市场，是繁荣义乌经济的实际需要，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申请建场的报告，应赶快报省审批。会后，市府报告由工商局徐至昌急送省府沈省长。曾经在六年前为义乌正式确定兴商建县方针的他，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报告。紧接着，马不停蹄地设计、备料和施工，一个框架结构的、多层次的、商位在室内的篁园路市场第一期工程，于1991年建成，可安排商位7100多个。就近的城中路市场还可继续使用。“小商品世界”的招牌，闪烁在篁园路边，义乌江畔。附属的12层的商城宾馆隆重开张，在此荣幸地举行了全国市长会议第二届年会。小小的义乌，光耀门庭，异彩纷呈。
　　过了不久，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解答了政治风波以后出现的主要问题。他明确地指出，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从此，包括市领导层在内的各阶层人士，从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大踏步地投入“三个有利于”的经济建设。义乌的市场建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市工商局长周关福对人大颇为尊重和赞赏。他对我们说，上报新建篁园路市场的报告，人大起到关键作用。今后报导市场建设的经历，一定要把骆华营和邵维一的名字写上去。不久《义乌日报》的文章中，果然出现了姜补根和我们两个调查人员的名字。
　　以上五个具体问题罗列的情况和看法，仅是个人的见解。有的属于一家之言，请有关方予以包容。涉及史实的是与否，盼能查证，以求认识的统一。那种离开史实搞舆论定位的做法，只会弄巧成拙，愈益被动。（邵维一）

                                                        2008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