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年前的义乌县调查

    编者按：既不沿边又不靠海的义乌，为何能迅速崛起？靠的是改革开放好政策，靠的是义乌人勤耕好学及特有禀赋；同时，把握与驾驭市场超常规发展，离不开各级党政领导的正确把握。党政有为，是义乌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在姓“社”、姓“资”还争论不休之时，当有的领导对义乌市场还避之不及之时，正是靠类似董朝才这样的开明领导默认、助推，才使市场得以顺利发展。
　　想写这篇文章，已有一段长长的时间了，踌躇再三仍没法舍弃，故不揣浅陋而写之 。
　　董朝才同志是原浙江省金华地委书记（市委书记）。1985年金华“撤地建市”后不久，到温州任市委书记。他于2006年2月20日病逝,至今已两 年多了。这里所写的是1984年1月15日至25日，自己作为一个年轻记者，跟他（地委调查组）到义乌调查农村商品生产发展情况，并宣讲当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几个片断。
　　一
　　地委调查组由董朝才书记、地委秘书长丁民（后任金华市政协主席）、地委办公室秘书小顾（顾北亭，平湖人）等人组成，还有一位驾驶员邵师傅。我则受总编辑赵杰委派跟随采访。
　　1984年的义乌县，已然开放了小商品市场。义乌县委面对发展农村商品生产中的新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一不怕，二引导”的领导方法，实事求是，勇于创新，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发展社会主义农村商品经济”的热情。但社会上怀疑论者依然不少。这对当时的义乌县委，特别是谢高华书记以不小的精神压力。记得是在县府前的招待所内，董朝才同志、丁民同志与谢高华同志约定了调查的方式：由于春节临近，县里工作特别忙，老谢你就忙自己的，请县委办或农工部的同志陪一陪，领领路就行了。就这样，10天时间，谢高华同志只陪了三四天。
　　农历腊月，雨雪交加，路面泥泞不堪。一辆黑色上海牌轿车、一辆吉普，地委领导带领我们，南到毛店，东到廿三里，西到杭畴，北到苏溪、大陈，艰难地几乎跑遍了义乌的山山水水。
　　董朝才同志是农村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作为一位地委书记，他没有一点架子，与农村干部、农民交谈片刻，很快就会让人有一种水乳交融的感觉。他可以坐在穿堂风“嗖嗖”刺骨的地方，与农民一聊就是一小时、半小时。话题则紧紧围绕商品生产的现状、困难、解决的可能等方面。他对农村、农民、农业实在太熟悉了，而且将此与中央一号文件的宣讲结合在一起，让农民听了还想听。
　　在读大学当记者前，自己也在义乌老家当了10年农民，但听了他对“三农”问题的深刻见解，我感觉自己这方面的知识是少得如此可怜！
　　1984年初的义乌农村，经济条件一般，道路建设还没起步。雨雪天，大家常常要在泥泞的小路上跋涉，一天到晚，鞋子甚至裤腿上都被泥水、雪水打湿。但我感觉得出，董朝才同志对义乌农村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是很为满意的。因此，每天回招待所，虽然都冷得够呛，但他与丁民同志总是喜笑颜开的。
　　只有一天，为了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他很生气。
　　那天，谢高华同志也在。雨雪中某乡政府，一年轻的乡党委书记在招待地、县委领导。端着茶杯，董朝才同志笑容满面地一一问及全乡人口、土地、种植状况及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现状等。结果，这年轻的书记也许不太熟悉全乡情况，不是以“这由乡长分管”，“那由副书记负责”，就是以“这是副乡长分管的”作答。董朝才同志很快沉下了脸，严厉问道：“你是干什么的？……”谢高华同志也严肃地予以批评……加上丁民同志的批评，只见一会儿时间，那开始踌躇满志的年轻书记就满脸通红、满头大汗了。那可真是大冷天啊！地、县、乡党委“一把手”如此相聚这一幕，到如今仍在我眼前栩栩如生地显现！只是，现在的人们也许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
　　在义乌10天，地委调查组访问了20户专业户、重点户，19家社队企业和家庭企业，5个专业乡和两个专业村，并分层次召开了4个座谈会。
　　二
　　熟练运用新闻工具，为党的事业服务，我们党有许多的顶尖高手。当记者前，我就多次读过毛泽东同志那些脍炙人口的新闻作品，并从中受益良多。而在董朝才同志身边的这些天，自己则认为真正得到了言传身教、切实感受到了党的领导 干部运用新闻、推动工作的艺术。
　　在义乌跟随调研10天，写了一些稿子。经董朝才同志还有丁民同志（他原先就当过报社领导）修改后，见报的稿子上，没有一处有他们两位以及谢高华同志的名字，更不见“强调”、“指出”、“要求”等等字眼。
　　1984年1月17日中午，董朝才同志到田心火腿厂调研，听了经验介绍，看了现场，他很兴奋，作了许多指示。田心火腿加工业早在前清时就已出名，道光年间相当兴盛，名扬苏杭。我根据现场采访，花一晚上再加次日中午休息时间，写了一个长篇通讯。董朝才同志仔细看了，说：“不错，但还是消息快！把写我的全部去掉！写好后，我来写编者按。”于是，我用最快的速度改写消息，大约将2000字的通讯改成了不到600字的消息。他又一次审阅后，提笔就写下了“编者按”：“田心火腿名扬四海，供不应求。近年来加工数量有所增长，但仍没有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一条重要的教训是独家经营。田心火腿的恢复生产，开创了多渠道加工生产火腿的新局面，是十分可喜的。它的逐步发展，必将使我区的传统产品‘金华火腿’真正成为优势产品而占领市场，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这“编者按”与消息就由自己电话口授回编辑部，刊发于1月22日《金华日报》一版头条。后来我才知道，金华火腿的注册商标证书早几年就被省食品公司非正当持有，长达20多年的火腿商标之争已经开始。
　　就在当天下午，地委调查组到赤岸乡酒厂调研。姓金的乡长介绍说，酒厂从1979年创办起，产量年年增长，还在根据市场要求试制药酒“丹溪酒”，但由于煤、粮食等原料均是议价买进，而平价卖出产品，企业困难很大。丁民同志就问：“以粮换酒为什么不搞呢？”答曰“不让搞”。董朝才同志说：“我想个办法，可以搞代加工。农民挑粮来，我把酒给他，就讲代加工，不讲换……”
　　当年1月20日，地委调查组与义乌县委联合在义乌县稠城镇召开了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座谈会。15位代表提前听取董朝才同志宣讲了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与万里同志的讲话精神。沙发专业户、服装技术培训专业户、柑橘专业户们的发言，止都止不住。“窗外白雪纷纷扬扬，室内议论热气腾腾”，这是我写的消息中的一句话。就是这样一个座谈会，领导的名字也一个没出现，有的只是有名有姓的专业户（短消息中就写了三人：吴德镜、陈爱巧和朱志清）听取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打消疑虑后的羞涩与兴奋，和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决心。
　　大陈乡服装技术培训专业户陈爱巧几年来已为当地服装厂培训了500多学员。消息中写道，“地委负责同志重读了文件中有关雇工问题的规定，对她说：‘你一不是雇工，二没有剥削，你给她们传授缝纫技术，这是职业学校的性质。你的学生都进了工厂，这是你对国家和集体作出的贡献。’陈爱巧不好意思地笑道：‘这一下我就不怕了。昨天，乡干部通知我参加座谈会，我还问他不去可不可以呢！’大家都笑了起来。”是啊，谁能想得到， “中国衬衫之乡”大陈镇如今每天可产衬衫60多万件，2006年服装工业产值就达40多亿元！
　　就在那个会议上，董朝才同志说，我们共同学习了中央文件，我们谁都要与中央保持一致。过去有说法，“上面 还好，到下面就走样”。今天请大家来座谈，就是要大家安下心来。今后谁也不能变！如果谁违反了，就告状去！董朝才同志要求与会的专业户“千万别自满”。他说，我们现在还刚刚起步走。做小商品的还在车站睡觉，没睡到饭店去呢。以后，还要穿上笔挺的西装、铮亮的皮鞋呢！
　　他鼓励在座的专业户代表“你们别怕！如果有人要批你们，那就先批我们！”他感慨地说：“三十年了，我们一辈子有几个三十年？一个人真要干点事，就要在第二个三十年干成才好……”（以上论述均摘自笔者当年的采访笔记）
　　由于义乌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热情喷涌，一路上的见闻太过丰富，董朝才同志亲自点题的典型来不及采写，编辑部先后又派了两位记者，几个人一起合作完成了《义乌见闻》五篇，内容涉及农村工业产品展览会巡礼、小商品生产（如塑料线编织的小虾、小鱼）、农民集资办厂、农村专业户发展，等等，满腔热情地歌颂了义乌农民的创新创业激情以及他们的一些新鲜的做法，为义乌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小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年7月，董朝才同志点名要求报社报道金华澧浦、岭下朱供销社改革的经验，消息写好后，他也为消息配上了言简意赅的评论员文章《供销社改革要加快步伐》……这样的情况，那几年是较多见的，以至于采编人员都习惯了。而我呢，则从中略略学到了领导同志从全局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并努力将其运用到新闻报道　
　　就此以及后来的实践，让我悟出了：像董朝才同志这样的领导，从不要求记者写他自己如何“强调”、“要求”、“指出”等等文章，而只要求记者写出他要求写的与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吻合的，与群众利益相关的，与基层客观实践相符合的，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利的稿子来。我一直相信：这就是“三贴近”，就是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高度体现，就是关于“政治家办报”的生动的新闻实践！
　　如今，网络等新媒体纷纷崛起，传媒业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而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报人喊时政报道“难难难”。这是事实。 回想起2４年前的“义乌县调查”，想起自己充满热情写的那些带有新鲜泥土味的时政报道，我感到了不安。我还是宁愿相信：在努力创新、提升的前提下，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还是有极大地可能做好时政报道的
　　三
　　我是于1983年5月 金华日报社公开招考新闻干部后到报社工作的。由于在要闻版（当时叫报社“农村组”）要上夜班，早上都起不来，加上与地委办秘书小顾谈话又投机，一来两去，常常到凌晨才睡觉。但董朝才同志不一样，他天天早上到室外晨练，雨雪天也不停，而且回来后就敲拍我们的房门高声叫道：“两个小懒鬼，快起床了！”搞得我与小顾怪不好意思的，于是赶忙起床，于是，晚上就早睡，坏习惯也改了不少。
　　每天中饭，地委调查 组一般在乡下吃。天冷，吃得肚子都冰凉冰凉的，而在招待所用晚餐，则有四到六个菜，素占2/3，荤占1/3。县委领导也难得来陪吃饭，最多的还是县委农工部的领导，不过也才几次。一般而言，就我们这几个人吃。 董朝才同志喜欢喝个几两义乌米酒。他最喜欢的莫过于“义乌顶陈”了：慢悠悠地喝，有滋有味的，而且不时讲几个笑话，让我们几个年轻人听听。20多年了，遥想这样的情景，仍像一首温暖的歌在心头回荡……
　　地委调查组的报告最终发表在1984年2月9日《金华日报》上。标题是一个结论，更像一个宣言：《农村经济正处在历史性转变之义乌县调查》
　　报告指出，义乌县商品生产的发展，逐渐在稠城、廿三里形成了两个专业市场，共有固定摊位1280个，每市流动摊贩和顾客上万人，经营品种约2100多种；通过3000人的货郎担和4000人的购销专业户，将小商品运销省内外……
　　报告肯定地说：“专业市场的兴起……开始形成具有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特征，它既成为合作经济的依托点，城乡经济网络的联结点，又成为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阵地，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董朝才同志主政温州的日子里，他用把“乌纱帽”放在桌子上的勇气，扶持当地民营经济发展的经历，联想到如今义乌市已经向国际性商贸城市大步迈进的经历，过20多年再读“义乌县调查”中的这些话，仍让人感到那么亲切、那么具有启迪性。（吴海鸥）
                                                          

                                                           2008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