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政府有为不越位  地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格局诠释

2007年05月下旬，中央党校培训部组团前往浙江义乌等地进行社会调研和考察活动，通过实地考察使我有了很大收获，下面就对浙江义乌的社会考察谈几点个人体会。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走进义乌小商品城，才对这句话有了深刻体会，才明白称义乌为“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人流、物流、资金流的中心，商品的集散地”是再贴切不过。

短短二十几年，义乌这个内陆小县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场，由此产生的“义乌现象”令人琢磨。在与义乌商人的交谈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对义乌政府表达深深的谢意，都说，没有政府的作为，就没有义乌的今天。这当中透露出一个强烈的信息，义乌政府在义乌市场的发展壮大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剖析义乌政府这些年所走过的行政轨迹，就会发现“坚持政府有为不越位”，是义乌政府始终遵循的执政理念。改革开放之前,义乌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贫困。因此,改革开放之初，当群众发挥传统经商优势,萌发了商业热情时,义乌政府就放手让群众发展经济。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地方还延续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对市场的萌芽,普遍采取劝阻、罚款、驱赶、打击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方式。但这时义乌政府尊重了群众的意愿,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使义乌经济得以崛起。

当时义乌若像许多地方一样“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该作为时乱作为,义乌市场早被“掐”死了。相反,义乌政府在该作为时能作为,提出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开放城乡市场等“四个允许”,这样做在当时是承担了巨大风险的。正是“四个允许”使义乌抓住了市场发展的先发优势,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多年来,义乌7任党委领导班子牢牢抓住市场建设的主动权,在经济发展中始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又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调控和服务作用,使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形成巨大的合力,牢牢把握住义乌的发展方向,使义乌始终朝着正确的目标前进。

有位经济学家在考察义乌后曾说:“义乌的发展是违背经济学一般规律的,没有地缘优势,没有资源优势,最大的优势是人的因素。但是人的因素可以促使事物向好的方面变化,也可以促使其向坏的方面转化。”这话说得有理,凡事决定在人。正是得益于义乌政府在市场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都能把握好方向,才使义乌市场20多年始终健康向前发展。

市场建成后,义乌政府致力于营造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五代市场,九易其址,推动了市场硬件设施的升级换代；同时致力于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公正透明,协调市场用地、信贷等问题,帮助经商户解决困难。当市场发育成熟,逐渐暴露出产品缺乏产业支撑的弊端时,义乌政府又适时地提出“引商转工”,“贸工联动”,引导商业资本向工业扩展,发展与市场关联度密切的小商品制造业,变销售地为生产地,形成了与专业市场紧密联动的工业产业体系,为市场提供产业支撑。同时组建由政府控股的商城集团,负责管理市场,控制住市场建设的主动权,规范市场摊位的租赁,划行归市,实行综合管理等等。这些举措有效地保证了义乌市场的健康发展义乌的实践证明,市场的每一次提升都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调控,经济的每一次飞跃都离不开政府的决策与服务。

无为与有为都是政府调控市场的手段,该有为时有为，该无为时无为，关键是要有为不越位。上世纪90年代,当市场具备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能力时,义乌政府适时退出竞争性领域,实行管办分离,从办市场变为管市场,放手让商户自由发展,努力做到有为不越位。

义乌深知，规范政府行为，必须在制度设计上遏止部门入市渔利的职务冲动。一个典型的事例是，从2000年开始，义乌以推行综合预算改革为核心，实行彻底的“收支两条线”，全面建设公共财政体制，形成“一个笼子管收入，一个口子管支出，一个盘子管预算，财政监督全过程”的财政运行机制，彻底切断“权”、“利”联系的脐带。从义乌再看浙江：

浙江的发展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一是从1979年至1991年，主要依靠民资民力发展农村工业和城镇小型工业，建立市场网络，促进民间资本积累、推动城市工业迅速成长的阶段。二是从1992年至1997年，大胆深化体制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阶段。三是从1998年至2002年，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阶段。四是从2003年开始，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制定和实施“八八战略” 、建设“平安浙江”、“文化大省”和“法治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经过这几个阶段的实践探索，浙江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道路。总结浙江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将其基本特征简要概括为：经济多元、社会包容、文化创新、政府有为、党建有力。

1.经济多元,是指浙江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格局植根于民力，着眼于民生，源自于民为，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创业精神，全面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多个轮子一起转，不惟成份看贡献”，大力释放各种经济主体的活力，个体私营经济、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省内外、国内外多种经济资源得到综合运用。“经济多元”是浙江经济能够迅速走在前列的活力源泉。“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本质特征,它促成了浙江经济“小资本、大经济”，“小商品、大市场”，“小摊户、大网络”，“小企业、大集群”的发展形态。从1978年到2004年，浙江GDP增量的55.7%是个体私营企业创造的。“十五”时期又制定了贯彻国务院“非公经济36条”、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等政策文件，促进民营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非公有制经济活力进一步增强，其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由47.1%提高到65%，2005年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0%以上，外贸出口额中个体私营经济约占36%。个体私营经济的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等项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在最新公布的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有203家入围。“多元”是浙江经济发展动力资源多元化的真实表现，浙江国有经济、个体私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相互竞争、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在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浙江的国有等经济成分也获得了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外资进入则呈现出“民外合作”新格局。通过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的积极作用，借助于日益规范、有序、公正、透明的产权交易市场和制度，浙江较好地解决了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钱从哪儿来”、“人往哪儿去”等问题，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在市场竞争中培育了一批年销售收入超百亿元的强势企业，国有经济获得了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活力、竞争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到2005年，全省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达到2098亿元，比改革开放之初增加了42倍，比2000年增长了59%；国有经济总资产居全国第6位，净资产居第5位，所有者权益居第4位，利润总额居第3位，净利润居第2位，形成“六五四三二”的前列态势。2005年全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71亿美元，累计已达360亿美元。

2.社会包容,浙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民众、企业、社会组织和政府相互理解、合作共赢，各类居民特别是本地居民和外来居民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相互接纳、相互包容、共生共荣的行为状态，社会生活在道德、法律规范基础上协调运转的格局与机制。浙江在率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过程中，先行遇到许多社会矛盾。省委、省政府坚持通过发展来解决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着力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和矛盾化解机制，大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浙江社会包容有序表现在：一是发扬合作与包容的精神和传统，鼓励全民创业，发展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强化社会包容有序的基础。一方面鼓励和支持全民创业、合作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和发展机会，形成了各类社会主体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各行其道、各得其所的良好发展态势和局面。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另一方面构建城市基本全覆盖、农村大部分覆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二是建立社会利益表达和矛盾化解机制，促进社会各群体、各阶层相互包容。有效保护下岗工人、城市拆迁居民、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等群体的合法权益，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消除障碍；同时也维护先富人群的合法权益，保护他们发展经济文化的积极性。政府决策前注重听取利益相关群体的意见，建立和疏通公民向政府提出意见建议的制度化渠道。通过加强政府的依法管理和教育引导，发挥企业党组织和工会的作用，大力推行集体劳动合同制度，建构劳资两利的和谐劳资关系。

三是建立健全社会管理的整合机制，推动社会有序发展。把政府主导与社会自治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良性互动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注重发挥人大、政协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中的重要作用，扩大它们的代表性和联系面。注重推进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协调、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功能，使它们成为反映诉求、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规范行为、维护正义的重要平台。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群防群治网络。大力推进依法治省，建设“法治浙江”，以法律和制度来规范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保证社会有序。

3.文化创新,浙江文化精神的一个鲜明特征，又是浙江建设先进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在＊＊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在改革开放中发扬光大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是与市场经济内生要求相匹配的文化资源，是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精神动力，是凝聚浙江经济社会的“粘合剂”，是实现浙江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导航灯”。浙江在发掘自身内在优势，探究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源泉的过程中，提炼出并大力弘扬“浙江精神”，自觉发挥它的经济创造力、社会凝聚力和文化竞争力。浙江民众以创业为荣、等靠要为耻的精神风气，使浙江人“一遇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创造了“温州模式”、“义乌奇迹”等等。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又面向未来，与时俱进地倡导“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在此基础上，深刻认识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和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发展趋势，主动承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任务，大力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自觉发掘、科学运用与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和“硬实力”，形成全面建设文化大省的新格局。

 “自强、创业”是浙江经济中“民营经济”特性的精神基础。它集中体现为浙江人的自主创业精神和自我发展意识。它使浙江人成功地克服了发展面临的种种先天不足与瓶颈，谱写了“千家万户齐创业、千山万水闯市场”的宏伟乐章，锻造了“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吃苦耐劳精神，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业绩。“自强、创业”它激发了浙江人民敢为人先、创新创业的智慧和勇气，陶冶了浙江人民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发现商机、特别能化解危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品行，也决定了浙江在打造文化产业硬实力的过程中，同样注重依靠民间力量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发挥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创造性，鼓励民间资本投入。

浙江人敢于冲破僵化观念的束缚，勇于进取，敢喝头口水，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能有效地发展经济文化，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和方法，形成了“干在实处、关注细节”的精明务实意识，确立了“不争论、看一看、允许试”的开明开放政策。而文化建设领域的“创新”则集中表现为，适应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相互推动的要求，改革和创新文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文化形式、内容和载体，打造新型文化产业，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整合教育、科技、卫生、体育资源，满足民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4.政府有为，是浙江各级政府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科学定位，依法行政，转变职能，立足服务，尊重规律，因势利导，调控有度，效能规范，既不缺位又不越位，正确发挥政府作用，积极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信用环境和法制环境，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服务有为”的关键在于政府主动推进自身改革、转变职能，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的同时，正确发挥政府进行宏观管理与调控的作用，努力做到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放手让市场调节，保证政府工作服务于广大民众的需要、服务于市场的健康运行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快速发展、服务于推进现代化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在尊重民众首创精神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效能原则，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调控有度，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与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在主要当好裁判员的同时，规划和投资重大关键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工程建设。

浙江政府的服务有为主要体现在：一是主动下放权力，让直接服务于群众的县(区)乡(镇)政府大有可为。浙江从1980年代开始就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一度在全国独树一帜，同时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由省委直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浙江三次扩大县(市)经济管理权限，做到能下放的权限都予以下放，这一体制增强了县域经济发展的自主性，有利于行政决策和管理更加贴近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使政府能更加直接地、近距离地为市场主体提供有效的服务，减少了审批环节，降低了管理成本，提高了县(区)乡(镇)政府管理、协调、推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与效率，为“强县战略”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使县域经济成为浙江经济的主力军，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成为浙江＊＊全国的重要依托。同时，大幅度减少了行政审批事项。

二是营造软环境，打造硬环境，努力构建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从2003年开始，浙江各级政府将工作重点全面转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省委省政府相继提出构建“信用浙江”、“平安浙江”、“法治浙江”的目标，并制订了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软环境。浙江还制订了“六个一千”建设目标，投入巨额资金启动和实施了“五大百亿”工程，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文化设施条件和生态环境，支持欠发达地区群众发展致富，打造有助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硬环境。目前，“五大百亿”工程已累计完成投资2250亿元，新增高速公路1239公里，新增发电机组容量1083万千瓦，新建高压电网5000多公里。

三是主动运用间接、协商式行政管理方式，构建效能政府。各级政府重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让它们承担更多的中介协调、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职责，使政府从社会生活的直接“管理者”转向“间接管理者”和社会治理的“主导者”。各级政府还通过公开招标，将原本由政府管控且具有一定排他性的辅助性公共事务，直接委托给有能力的市场主体来完成，不仅大幅度减轻了政府的公共投资负担，而且提高了投资效率。

5.党建有力，浙江党建坚强有力集中表现在：一是改革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努力做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二是自觉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把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同各项战略的具体实施紧密结合起来，切实做到党的各项工作“走在前列、群众满意、务求实效”。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党建面临的新情况、新课题，注重层层推进。

三是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建新路子，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和保证能力。针对浙江民间力量活跃、集聚能人和其他各种资源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发展迅速这一现实，扩大党建覆盖面和工作效能。针对浙江市场经济较发达、基层民主较活跃的现实，明确了领导干部辞职经商办企业的制度，及时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四是积极培养和吸收各阶层先进分子入党，既重视吸收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又积极慎重地做好吸收新生社会阶层包括民营企业家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工作，为党的组织增添新的力量，加强党对这些社会阶层的领导、引导和教育。重视在民营企业中建立党团组织、工会组织。

通过学习考察和社会调研,将在党校学习的理论知识、新疆当地实际、浙江经验以及思想认识相结合，认真研究、分析、总结、归纳，以利在今后工作中熟练掌握和运用，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多作贡献！

（作者简介：作者系新疆喀什地区建设局局长、国际注册高级建造师、国家二级建造师、高级工程师）